试析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历史起点问题

摘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文艺美学学科诞生所需要的两个必备条件,即文艺整体观念的形成与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均完成于这一时期;二是朱光潜、宗白华等在这一时期已开始了文艺美学研究实践,李长之并于三四十年代尝试进行了文艺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港台地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文艺美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是内地20世纪上半叶文艺美学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对于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与研究实践,只是中国文艺美学学科走上学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

关键词:文艺美学;历史起点;文艺整体观;现代美学体系;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227—05

关于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历史起点,学术界目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名称,而是看理论活动的实质性内容,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艺美学可以说都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因为,把文艺看做一种审美现象,探讨和阐述文艺的美学规律,这在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罗马、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日本以及古代阿拉伯各民族等等,都早已有之。”①第二种观点认为,文艺美学学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以台湾学者王梦鸥《文艺美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第三种观点(这也是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国文艺美学学科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胡经之先生在昆明首届中华美学学会上的倡导为标志。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均存在认识上的失误,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

一、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必备条件

从学理上来讲,文艺美学学科的诞生必须具备两个首要的基本条件,即文艺整体观念的形成与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现代美学以及文艺整体观念的情况下,人们会建立起文艺美学学科。文艺美学既是从现代美学的角度对文艺整体所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也是从文艺整体本身的角度对美学所展开的系统性研究。所以,无现代美学体系,无以言文艺美学;无文艺整体观念,也无以言文艺美学。在中国学术界,文艺整体观念的形成与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均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就已经具备了文艺美学学科形成的基本条件。

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学人在对西方现代美学译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据有关学者考证,早在19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介绍西方现代美学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②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以中文撰写的《大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出版,书中有相当篇幅介绍了西方现代美学学科。1889年,美国学者约瑟•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灵学》一书由颜永京翻译出版,书中设有专章介绍西方美学。据统计,从1900年到1920年,有关西方美学的译介文章达100余篇。与此同时,一些译介较为系统的西方美学论著也相继出现。1902年,王国维翻译的《哲学概论》、1915年《东方杂志》刊发的徐大纯的《述美学》等,都对西方美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美学热:1919年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美学团体——中华美育会;在此期间,美学成为文化界、文艺界的热门话题;社会上众多名流如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纷纷加入到美学讨论的行列;出现了众多的美学家,如陈望道、朱光潜、宗白华、吕澂、冯文潜等;出版了大量的美学专著或译著,如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马霞尔的《美学原理》、耶路撒冷的《美学纲要》、吕澂的《美学浅说》与《美学概论》、黄忏华的《美学略史》、陈望道的《美学概论》、范寿康的《美学概论》、金公亮的《美学原理》等。与西方美学的广泛传播及中国学人美学研究著作的出版相一致,美学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1904年,清政府制定颁布“癸卯学制”,其中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建筑学门”的“补助课”中,已设置有“美学”课。1906年初,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的王国维对《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写下了《奏定经学科文学课大学章程书后》,其中,“经学科”、“理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里都设置了美学课。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倡导美育。1917年8月,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据北京大学彭锋教授考证,北京大学哲学专业1914年、1915年两年的课程表上就列有美学。1921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哲学专业讲授美学。据东北师范大学王丽博士考证,1919年前,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南京高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海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七所学校均开设了美学课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学课已经成为当时大学文科的一门重要课程。以上事实说明,在20世纪40年代前,无论从教育体制来讲还是从研究实践来说,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起了现代美学理论体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整体观念,也是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从国外移植进来的。③据笔者考证,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多次在现代文艺整体的意义上使用了“美术”的概念,但是梁公仅限于使用而没有具体展开。在形成现代“文艺”整体观念方面,王国维功不可没。1904年后,王国维在一系列的论文、论著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艺术”的概念。王国维所谓的“美术”、“艺术”,从外延上来讲,主要包括建筑、图画、雕刻、诗歌小说戏曲、音乐五个部类,基本上与西方现代文艺体系相吻合。从内涵来讲,其“美术”、“艺术”的公性则在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乃“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指的当是西方的所谓“美的艺术”或艺术一般。很明显,在王国维那里,现代文艺整体观念已经完全形成,其“美术”、“艺术”的概念也已基本上与现在的“文艺”概念无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心峰研究员认为,由于王国维在1904年频繁地、明确地在“美的艺术”、艺术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美术”概念,可以把1904年大致看作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真正开始形成的一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自1904年之后,在“美的艺术”、艺术一般这层意义上使用“美术”、“艺术”的情况开始增多,甚至可以说得到某种程度的流行。比如,1902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孟德斯鸠《法意》,为之所写的“按语”;鲁迅1907年所写的《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1913年所写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蔡元培先后写下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华法教育会之意趣》、《以美育代宗教说》等,均在艺术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了“美术”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20世纪40年代,随着新式教育的兴办与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文艺的整体观念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开始普及开来,并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其标志是众多的艺术学著作或译著的出版及各类现代艺术学校的纷纷创办。从1920年至1940年,先后出版的艺术学著作或译著有:吕澄的《艺术概论》、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俞寄凡的《艺术概论》、甘粕石介的《艺术学新论》、高冲阳造的《艺术学》、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钱歌川的《文艺概论》、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林风眠的《艺术丛论》、向培良的《艺术通论》等。与此同时,先后创办了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苏州美术专门学校、武昌美术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学院等现代艺术学校。

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与文艺整体观念的形成是文艺美学学科产生的首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也就是说,20世纪4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现代美学体系,形成了文艺整体观念,但是这仅仅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事实上能否真正建立,关键还在于学术界能否从现代美学的角度对文艺整体展开系统性的研究,或者是否以文艺整体作为对象展开美学研究。

二、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现实依据

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研究实践、学科事实是否存在?笔者通过对中国现代美学史文献的认真考察分析发现,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艺,从文艺事实的立场研究美学,即文艺美学研究实际上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已经形成了学术传统,并构成我国现代美学的主流形态。

王国维是我国现代美学史上首位尝试进行文艺美学研究实践的大学者。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学术札记中,他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对文艺整体或者从文艺整体的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了研究,考察了文艺形式的作用以及文艺的本体性功能,初步形成了文艺美学的研究模式。④

朱光潜与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实践的两个伟大的开拓者与奠基者。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的序言中指出:

这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我对于它的名称,曾费一番踌躇。它可以叫做《美学》,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通常都属于美学范围。美学是从哲学分支出来的,以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现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做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的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⑤

立足于文艺事实的立场,而不是从某种玄虚的哲学原理出发来研究美学,这是朱光潜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也正是文艺美学的基本特点。从1931年到1936年,朱光潜先后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孟实文钞》、《文艺心理学》等多部学术著作,涉及艺术的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欣赏等方方面面,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备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与朱光潜一样,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也更多地立足于文艺事实,很少从玄虚的理论出发。例如,收入其《意境》一书的文章,除一篇介绍康德美学思想的论文外,篇篇谈论的都是文艺问题。但是,与朱光潜更多地借鉴西方美学理论稍有不同,宗白华则更多地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美学遗产。他或者从文艺整体的视野对我国各种艺术部类的审美特征进行考察辨析,或者在文艺的整体视野中展开对我国某一艺术部类的分析研究。总之,宗白华在对西方现代美学思想适度借鉴的基础上,对民族美学遗产进行了系统的发掘与整理,试图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文艺美学研究成果,1981年结集为《美学散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史上是一件重要的学术事件,但是,其中所收入的论文绝大多数则完成于20世纪20—50年代。

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艺、从文艺事实的立场研究美学的研究模式,在20世纪的20—40年代,并非为朱光潜、宗白华所独有,而是有着众多的实践者,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这一时期,先后出版的文艺美学学术著作有:吕澄的《艺术概论》、倪贻德的《艺术漫谈》、向培良的《人类的艺术》、范寿康的《艺术之本质》、林文铮的《何谓艺术》、俞寄凡的《艺术概论》、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王云五与李圣五合著的《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丰子恺的《艺术趣味》、《绘画与文学》与《艺术丛话》、钱歌川的《文艺概论》、林风眠的《艺术丛论》、腾固编著的《中国艺术论丛》、向培良的《艺术通论》等。学者研究美学一般并不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文艺现实的分析考证,研究文艺也大都从美学的角度,将艺术活动视为一种审美实践。这样,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文艺美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学术传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流形态。

现在学术界通常认为,“文艺美学”这一称谓在汉语中的最早出处是台湾学者王梦鸥1971年出版的论文集《文艺美学》。有学者甚至认为该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文艺美学学科诞生的最初标志。事实上这一认识存在失误。早在1935年5月,批评家李长之在《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文艺美学”的概念:“什么是文艺批评家的专门知识呢?这是只有文艺美学或者叫诗学。文艺美学者是纯以文艺作对象而加一种体系的研究的学问。”⑥1942年以后,李长之先后出版了《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三部学术著作,初步阐述了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设想。他认为,研究文学的科学应该归属在“文艺体系学”之中,这门“文艺体系学”也就是“文艺美学”,文学原理以及对文艺中各种成分的专门研究都是“文艺美学”的组成部分。这三部著作对文艺批评多有展开,还没有进一步论证文艺美学的具体内涵及理论体系,但他主张把文学放在整个文艺系统中来研究,突出艺术的文学,这已经初步形成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意识。

现在学术界研究文艺美学学科史,通常会将其源头追溯到港台地区的文艺美学研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研究实践在港台地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普遍存在;二是认为文艺美学的概念最初是由港台地区的学者提出来的;三是认为20世纪80年代内地学者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台湾学术界文艺美学研究实践的影响。第二条原因,我们上文已经分析过,实为一种误解。至于第一条、第三条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存在某些事实性的因素,但也存在误解。理由有二:一是港台地区学术界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文艺美学研究实践较为繁荣的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研究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而已;二是虽然内地学者20世纪80年代倡导文艺美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台湾学术界的影响,但是台湾学术界的文艺美学研究却是流而不是源,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源头是20世纪上半叶内地的文艺美学研究。胡经之先生曾较为详细地谈过了这一问题⑦,兹不赘述。

三、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家的文艺美学研究实践发其端绪。那么,由此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胡经之先生对于创建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以及学术界众多学者的响应?如何来划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史的历史分期?笔者认为,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文艺美学学科的孕育与萌生期、文艺美学学科的自觉与学术范式的建构期。第一个阶段主要包括中国现代史上的文艺美学研究实践以及当代港台地区的文艺美学研究实践。这一时期,文艺美学学科经历了一个由孕育萌生到逐渐占据美学研究主流地位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的研究实践到逐渐萌生学科意识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主要包括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对于创建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研究实践以及对于研究范式的探索。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经由长期的研究实践终于走上了理论自觉的道路,自觉的学科建设与自觉的学术范式的探索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由事实性存在的研究实践到自觉的学科建设、理论建设,这一历程既符合一般的学术常规又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一般来讲,一个学科的建立往往都会经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实存性的研究实践到自觉的学科建设的过程。如比较诗学、美学、文学批评史等学科,其发展历程均大致如此。但是,在这里又随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西方艺术整体观念的产生与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均早于中国学术界,而中国学术界的艺术整体观念与现代美学体系则是后发的、输入性的,文艺美学研究在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中也一直占据着相当的份额,但为什么中国学术界会萌生文艺美学的学科意识?为什么在中国学术界文艺美学会走上学科自觉与理论自觉的道路,而具有类似情况的西方学术界却没有?笔者认为,这既与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关,也与中国学术发展的民族性追求有关。

从一般的现代学术常规来讲,我们谈论文艺大都将其视为审美的领域,研究文艺也大都会立足于其审美属性;我们研究美学一般也不会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大都会将美学视为研究文艺的理论。也就是说,从一般的现代学术常规来讲,文艺美学研究应该是人们进行美学研究、文艺研究时的一种自然而然、不需刻意的行为与选择,是一种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政治主导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使我国的美学研究与文艺研究完全背离了这一学术常规。学者们进行美学研究时,热衷探究的主要是美在主观还是客观、美的本质、审美的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有没有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是美与丑、崇高与滑稽、悲剧与喜剧这样的一些具有哲学性的美学范畴,而对于具体的文艺现象、文艺实践中的问题则一般不予关注。美学研究远离了艺术审美的现实根基,失却了对于文艺实践的实际影响,成为了一种纯粹的玄虚的理论。而在文艺学研究领域,由于受政治的影响,学者们很少或根本就不敢将文艺活动与审美相联系,人们热衷谈论的是文艺对于现实的反映、文艺的政治功能、文艺的阶级属性等,文艺好像成为一种与审美无缘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胡经之先生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以及学术界的积极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于上述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种种弊端的反拨与矫正,也是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研究传统的回归,对于美学研究、文艺研究现代学术常规的回归。其本质是,在中国当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下,中国学者以学科的方式对于文艺研究、美学研究学术常规的论证与维护。

中国学术界文艺美学学科意识的自觉也与中国学者美学研究、文艺研究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长期以来理论创新的渴望有关。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进程是以学习西方、追赶西方为基本导向的。与中国整个现代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推进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借鉴为契机的。回顾百余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代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而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了外来理论的压迫,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理论创新能力则趋于减退。与中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这一现代进程相伴随,文化界、学术界开始逐渐萌生出一种文化焦虑或学术焦虑:我们大规模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性身份何在?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有没有新理论的创生能力?所有这些问题可以说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代发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同时,我们如何才能进行理论创新,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的西方美学理论、文艺理论纷纷涌入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理论的创新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从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焦虑”。前有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借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学习西方,但是不能亦步亦趋地跟从西方;引进、借鉴仅仅是途径,而创新才是最终的目的,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创建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也正是立足于这一认识,所以,这一倡导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大学者的赞同、响应。中国学者之所以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会拥有文艺美学学科意识,在一定意义上讲,其实质正是中国学者试图摆脱模仿西学的治学模式的使命、目的使然,正是为了新理论、新学科的创生。

注释

①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求索》2002年第3期。②黄雁鸿:《晚清时期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早期留学生》,《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③现代艺术观念最初引进中国时,一般以“美术”指称,而不以“艺术”称呼。④王一川教授在《今日文艺美学的限度与开放》一文中认为,文艺美学的学科队伍主要来自于文学理论界,所以从其现实性上来讲,文艺美学实际上相当于艺术整体视野中文学美学研究,是一门在艺术视野中研究文学审美的学科。它以文学理论为固定点,向艺术学、美学开放。(见《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如果从这一立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绝大部分美学研究及文学研究即可归入到文艺美学的范畴。⑤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⑥李长之:《李长之文集》(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⑦李世涛、胡经之:《文艺美学应可为——胡经之先生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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