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学森情报思想及实践对情报学理论发展的贡献

[摘要]通过对钱学森先生情报思想形成过程以及实践的历史梳理，归纳总结了钱先生在情报概念基本内涵、情报学学科定位和情报研究及其综合集成方法论等的主要观点与论述，认为钱老在明确情报的知识激活内涵、将情报学定位为思维科学和强调情报研究及系统方法论在情报学理论中的作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情报科学；钱学森；情报思想；形成；实践；理论发展；贡献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1.007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5）01-0032-06

钱学森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在包括航天科技领域在内的许多专业学科有着独特的见解，而且对情报学理论研究及其发展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因此，自2009年钱老逝世以来，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等单位曾多次举办钱学森情报学术思想研讨会，深情缅怀钱学森先生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关怀与指导，深入探讨钱学森情报学术思想的重要价值及现实意义，并相继组织出版了《钱学森科技情报文献汇编》等论文集，学者们普遍认为钱学森先生提出的：“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精神财富”等创造性思想，不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科及其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我国早期科技情报事业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然而，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缘故，钱学森先生在30多年前提出的情报学思想迄今依然鲜为人知，而且由于科学方法认识歧异和信息价值取向等原因，这些思想常常被限制在科学交流与知识共享等范畴内，其精髓实质也并未被图书情报学（Ireformation）理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或者只是理性上接受，而感情上不接受。另一方面，钱学森先生作为我国“两弹一星”项目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长期承担着极其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客观上也不可能对情报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所以其情报思想的演化脉络及实践活动也呈现出相当零散纷乱的特征，这给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宝贵的情报思想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虽然近几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结合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钱学森的情报学术思想进行过研究，并相继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由于对钱先生个人特殊经历及情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影响缺乏深入挖掘和全面剖析，其研究深度或广度尚略显不足。为此，本文运用历史信息追溯与实际行为结果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对钱学森情报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主要内容与创新，以及对我国情报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

1.钱学森情报思想的产生与形成

1.1钱学森生平及系统信息观形成

钱学森先生出生于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飞机设计专业，一年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学位。然而，受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外国理工科学生到飞机制造等所谓“先进制造业”的工厂实习并不受欢迎，迫使钱学森的研究方向不得不由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于是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于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攻读博士，并在1939年以4篇博士论文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

由于钱先生20世纪30年代期间所学专业由当初的机车制造转向飞机设计，最后又从事航空理论和火箭控制等尖端科学的理论研究，不仅横跨了“科学”与“工程”这两个要求完全不同的学术领域，而且做到既博大又精深，从而使他对“科学文献”和“工程技术资料”等不同知识类型之间的本质区别及相互关系的认识，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仅仅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留洋科学家，充分认识到“工程技术资料”中蕴涵的信息不但有着与“科学文献”类似的共享显性知识，还有许多需要通过学习者在非正式交流或者“干中学”等实践活动中感悟才可能获得的独特隐性知识，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知识还会发生相互转化，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做到对所认识科学技术问题的全面了解，因而钱学森一生既强调对书本等来自正式交流渠道的知识的学习，也从不轻视对“科学文献”以外其他隐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信息观。

1.2钱学森特殊经历对情报思想形成的影响

1945年春，随着盟军在二战中胜利在望，为争夺战败国的先进科技成果，美国联邦政府组织了以冯·卡门教授为首的“科学咨询团”前往欧洲战场，重点收集德国的最新军事科技及装备，并争取优秀科技人才为美国效力，其中钱学森作为卡门教授的得力助手被聘为火箭组主任，专门负责搜集德国v系列火箭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技术情报。在此期间，钱学森先生相继参与讯问了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特、火箭设计专家冯-布劳恩和空气动力学家鲁道犬·赫曼等顶级科学家，还要求冯·布劳恩写出《德国液态燃料火箭发展及未来展望概论》等书面材料，并考察了位于布伦瑞克市郊的“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等德国尚残存v型火箭研发制造场所及装置。

钱学森一行人通过与德国科学家面对面的交流和实地考察等信息搜集活动，全面了解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第一手火箭与导弹等方面技术信息，回到美国后，他们以这些搜集到的信息为基础，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向美国防部提交了一份名为《迈向新高度》的有关德国军事前沿科技发展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共有九卷，其中第3、4、6、7、8卷和技术情报附录均出自钱学森之手，内容涉及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技术为核心的高速空气动力学发展动向，以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并客观评估了这些技术取得的研究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等。这份研究报告在美国联邦政府制定未来火箭和导弹等尖端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钱先生也通过这次特殊的经历，逐渐萌生了“信息博弈”、知识来源“多样性”等现代情报思想，开始清晰地认识到只有经过“情报分析”环节，将搜集到的各类信息/知识（包括文献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后，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Intelligence）。

1.3国防科研与管理实践对情报思想的深化

1955年钱学森先生冲破摆脱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先后担任过许多国防科研和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他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力排众议提议：“应根据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系统”，在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其作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的56项重大科研任务之一。自此我国各类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

同时，钱先生在对我国东北工业基地和“哈军工”等科研机构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尖端技术工业“一穷二白”的现状和国外航空科技发展最新动态，撰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该报告通过对比分析后认为：“尽管国内发展航空飞机和导弹的基础条件都比较落后，但航空飞机的材料是重复使用的，需要经受长时间考验，因而材料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了的；而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相对容易解决些，所以中国搞导弹比搞飞机还要容易”。由于这一建议十分符合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实际及国土防空作战的迫切需要，引起了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曾被毛泽东主席形象地比喻为“仙人指路”），于是由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这些意见有力推动了中国航天航空工业的跨越发展。以后，钱老还不断根据国外航天技术发展趋势和自己的科研管理实践，先后撰写了《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1965）等一批高水平的决策参考意见书（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科技情报动向分析报告），为中央领导正确把握航天科技等尖端技术工业的发展趋势和重点方向，粉碎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科技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钱先生通过长期科研管理实践和与情报专业人员的接触（钱老生前数任业务秘书均来自科技情报机构，如涂元季等人），对科技情报工作十分重视。如在1963-1964年期间我国开展早期卫星和空间技术的探索研究过程中，钱先生曾明确要求由上海机电院选派来的年青同志每周用一半时间到国防部五院情报所上班，重点搜集、学习火箭、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参考资料，以全面了解这些技术的国外发展最新动态。为了让这些同志更好地把握卫星等航天载荷的发射入轨全过程，还专门安排他们到火箭总装车间等进行实地参观学习，增加对相关技术环节和基础设施的感性认识，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开阔了眼界，广泛了解到国外卫星和空间技术的最新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五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总体研究设计室——第七研究室，于1965年圆满完成《我国第一颗卫星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运载火箭第三级固体火箭的总体方案设计》等工作，这不仅为我国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推动了航天技术研究重点由运载工具研制向提高有效载荷能力的历史性转变。

从以上的回顾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初期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钱先生与许多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专家学者主要是直接主持或参与某项具体的重大科技攻关课题有所不同，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扮演着一个创新领航者（这与建国初期情报工作被赋予科学技术研究的“耳目、尖兵、参谋”等决策支持功能的要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及情报工作“保护神”的重要角色，为我国航天科技领域发展打破国外封锁，在较短时间迅速赶上美、苏等超级大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并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完善了其独特的情报思想。

2.钱学森情报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创新

2.1钱先生对情报概念基本内涵的论述

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期间，钱学森就针对当时我国科技发展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现实，以及全球迅速兴起的信息技术挑战和传统图书情报服务中存在的弊端，敏锐地提出了“无论类型如何，只要是对解决问题有用的数据、信息、资料都可能作为情报的来源”等观点，并结合自身长期从事国防科研管理的实践，认为：科技情报服务工作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文献检索或提供资料的层面上，而是要深入到包括文献资料在内的与所需解决问题有关的各类信息/知识集合（尤其是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隐性知识）中去，通过对这些开放的知识集合进行“系统辩识”，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意见建议，才可能使我们在决策过程和工作中尽可能少走弯路或少犯错误。

随后几年中钱先生又对情报概念基本内涵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1983年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做的题为《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专题报告（该文经他本人亲自修改完善后刊登在《情报学刊》等国内刊物上）中明确地提出：“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精神财富”等一系列崭新的观点。在上述这些论述中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情报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具有来源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二是情报一定针对特定问题的，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也是精神财富，不能用资源来标注。因此情报不能简单等同于知识，它是一种动态的特殊知识，即“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并且不同专业背景、知识层次的问题对知识“激活、活化”具有不同的要求。以此可见，钱先生对情报内涵的理解与许多情报学者所普遍认可的传统观点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后者始终坚持马赫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将情报的概念严格限制在对“人类可证实的知识”等公共文献资料的研究范畴内，而无视情报活动中有关各方主观能动性及其有限理性的相互影响。

2.2钱先生对情报学学科定位的认识

根据上述对情报概念基本内涵和特征的理解，钱学森先生认为情报学科定位应该“把情报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考虑”，建议用系统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情报工作实践，并明确指出“情报科学技术是思维科学的一门应用科学”，“情报学属于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是思维科学的应用范畴”，“情报的产生不仅需要和人的意识思维发生作用的，人们对情报的认识和利用同样也需要与人的意识、思维交互作用，如果没有这种相互的作用过程就谈不上情报”而情报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们如何根据特定问题的要求，通过对搜集到的各种“零零星星”分布的信息/知识进行甄别、系统化、集成化和“沙里掏金”地分析，促使它们“激活、活化”转变成为有用的情报，从而将情报理论研究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2.3情报研究和知识系统辩识的作用

在对情报概念和情报学科定位的科学认识基础上，钱先生将科技情报工作的内容概括为“四项工作或两个领域”。即：信息/知识搜集工作、资料库建设工作、信息检索工作和情报研究工作。而两个领域则“一个就是把各种信息搜集起来，建立资料库，建立检索系统，以便于使用”；“再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些资料活化、激活以后，变成情报”，同时强调情报工作重在知识激活，而情报研究需要充分发挥人的思维分析和判断等主观能动性，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中激活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潜在价值，从而抓住问题的本质，科学预见事物发展的进程。

因而钱先生主张将情报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分为依次递进的3个层次：①研究信息/知识的来源、可获得性和搜集方法；②研究信息/知识的整理序化、储存、检索和有效提取等技术；③研究如何针对特定需要对获取的信息/知识进行全面分析和激活，并将它们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有用情报以及相关的方法和技术。并且认为“情报的产生离不开资料，但资料不是情报，信息/知识经过人脑思维活动的处理后才可能产生情报”，而要想获得真正的情报，“需对搜集到的各类文献资料和知识经过一个逐渐深入理解、活化、激活的分析过程”。所以，在钱老提出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框架中，前两个层次的研究可看作是情报学的基础性研究，而对第三层次的研究（即起到“活化、激活知识”作用的情报研究/智慧集成原理和相关方法等）才是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核心环节，它最终体现出情报学基础性研究的应用价值和成果，共同构成了钱学森情报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强调情报研究在整个情报工作中的作用和过程，钱先生还运用系统论方法进一步将情报研究详细地描述为：在对已搜集到的信息/知识进行识别、整理、序化和建库的基础上，把星星点点的信息资料和先验知识整合起来，按照所要解决问题的特征和性质，用系统概念构造出一个科学的框架（假设）；然后在建好的信息/知识库中去寻找具体需要的内容，然后通过分析信息/知识的关系和相互联系，进而根据这些关系或相互联系来填充整个框架体系以形成研究结论，若得出的情报研究结论能满足问题的要求，则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若得出的情报研究结论不能解决满足问题的要求，则需要回过头去检查所构造的框架体系（假设）与对信息/知识关系和相互联系的分析是否正确，以及寻找出来的信息/知识内容是否合理、完整；在分析找出原因后，重复前面的工作，直到得出满意的情报研究结论。这个过程在钱先生提出的系统工程理论中被称为“系统辩识”，与其对情报基本内涵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2.4钱老的情报综合集成方法论框架

为更好地做好科技情报研究工作，钱学森先生认为面对全球信息、知识数量剧烈增长的发展趋势，情报研究应破除传统图书情报学的技术主导倾向，采用的方法是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主张引入“综合集成研讨厅”等系统工程方法，将专家学者、知识库、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有机整合起来进行科技情报的研究，并且坚持“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技术理念，以及技术与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相互融合，构成以人为中心的“人——机（网）——物”现代情报研究系统，通过系统协同效应让人们的情报行为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和效果，促进“情报研究工作由简单信息分析向智慧集成的方向转变”。

同时钱先生还强调情报研究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应注意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并针对当时情报研究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只重视二手文献文本知识，忽视社会网络信息沟通和实地调研；只关注文献外部特征分析，而不对文献所包括和隐含的信息内容进行甄别、深度挖掘和综合分析；“了解整个文本所有字、词的特征规律仍不能全面把握该文本意义，缺乏由低层次或局部的研究上升到对整体的认识”等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要以人为主，利用网络将信息、知识、思维和智慧集成起来，通过系统分析和辩识，将各种情报研究方法内化到综合集成思想之中，实现对公共知识与专家智慧、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有机集成和融合，促进各类知识的激活和转化，从中“涌现”出能够解决特定复杂问题的智能，以提高情报研究服务决策主体的效果和水平，并形象地将这一过程归纳为“集大成、得智慧、提效能”。

3.钱学森情报思想对情报学理论发展的贡献

通过对钱学森情报思想及其演变脉络的全面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钱先生对情报学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3.1创造地提出了情报基本概念及知识内涵

钱学森先生在长期实践和思考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深刻批判了西方情报学理论体系中广泛流行的马赫实证主义哲学思潮，跳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将“情报”概念建立在对“客观知识”组织和信息技术应用基础上，且“见物不见人”的传统情报概念的思想藩篱，创造性地把“情报”产生和利用看作是人在一定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的意识思维和主观能动性作用下的精神产物，明确将情报定义为“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一种特殊知识”，深刻阐明了情报与人的主观意识、情报与知识（或精神财富）和情报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揭示情报属于知识、属于精神财富范畴，且又受到社会环境与文化因素影响的本质属性，从而理顺了数据、信息、知识与情报的关系，明确了情报为解决特定问题服务的功能定位。

可以看出，钱先生的这些情报思想充分体现出他对情报内涵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等载体外部特征的描述和归纳，而是深入到由文献资料等实体存在向信息/知识与人的关系存在的根本转变，无疑对于人们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情报概念本质及其知识主客观互动的特征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3.2将情报学定位为思维科学的应用学科

钱学森先生根据对情报基本概念的深刻认识，颇有远见地将情报学的学科定位确定在思维科学的应用范畴内，突出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在情报产生和利用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需要依靠认识论研究的突破，提出由“情报基础概念——情报认知和资料库建设——情报检索技术——系统分析与辩识——综合集成方法论——知识激活与活化”利用等环节构成的情报学发展路径，初步形成了建立在思维科学原理基础上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框架，从而克服了传统图书情报理论只限于研究公共文献组织规律及其检索应用技术，无法对人类整个创新过程和活动中的信息/知识利用规律做出合理解释与预见等弊端，科学拓展了情报学科的理论研究范畴。

实践证明，钱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这一前瞻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情报学研究与图书馆学、信息学等相关学科的界限，不仅与近年来国外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纷纷涌现出来的情报社会认知观或认知情报学等观点不谋而合，代表了情报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为建设我国既包括“信息库”又具备“思想库”功能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研究学派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3.3强调情报研究及系统方法论在情报学理论中的作用

在钱先生提出的情报学理论框架中，不仅从实践上深刻揭示出以情报研究为核心的情报工作在支撑和保障科学决策的特性与功能等方面的属性，将情报研究看作是连结情报学理论应用与科学技术实践的桥梁和纽带，而且从理论建构的高度阐述了情报研究及其系统方法论在情报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科技追赶战略相适应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情报研究方法论。

并且根据系统工程原理将搜集到的信息/知识等进行“系统分析”、“系统辩识”和“系统反馈”等系统论技术与内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和空白分析法等传统信息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立起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情报研究综合集成方法论模型，从而打通了情报研究过程由个人认知——社群认知——向社会认知转化的人为隔阂，将信息、知识、智慧3个不同层次的融合问题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层面，实现对公共知识与专家智慧、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全面集成和相互转化，为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性情报研究提供一条可靠途径，不仅保证了情报研究“激活、活化知识”等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也为情报研究过程的规范化和智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研究结论与启示

钱学森情报思想作为他本人在长期科研和管理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学术思想，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和后发国家的实践基础，在指导我国航天科技等领域实现技术创新赶超及其产业迅速发展的情报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强调“社会（文化）环境——人——计算机（网络）——信息/知识”4个维度在情报理论构建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并且将情报研究及其系统方法论放在情报学的首位，在理论上有着“既见树林，又见森林”的系统特性，它无论在学科研究范畴还是在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超越了西方情报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钱学森先生之所以成为誉满全球的科学大师，也与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超凡脱俗情报思想及其方法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钱学森的情报思想既是具有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我国学者今后进一步开展对建立在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将信息转化为情报、智能和策略）基础上的现代情报学理论和应用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钱学森的情报思想和理论观点中目前也还存在着“对情报基本概念描述过于抽象，缺少外延的条件限定”、情报研究“激活、活化知识”的理论机理不清楚、以及“综合——集成方法论模型”缺乏实证支持等突出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中不断加以不断完善和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钱学森情报思想的发展及其贡献给了我们这样的深刻启示：中国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和体系构建必须紧紧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情报工作实践相结合，对于西方国家的情报学理论和观点既不能人云亦云完全照搬照抄，也不能简单的一律排斥和盲目反对，而是应当采取学习、借鉴、批判相结合的谦虚态度，吸取其中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东西，并且与中国的情报工作实践结合，加以创新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出在理论学术界具有影响的创新成果，不断提升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情报活动所涉及的信息/知识形态变得更加复杂，信息/知识披露与保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更加凸显，这给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因此，全面、正确、系统地理解钱老的情报思想和方法论，对于促进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以及深化情报服务工作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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