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美国“供给侧”改革效应

摘 要 再工业化是美国在危机后重振经济的重要战略，虽没有实现“倍增计划”，但美国能在危机后迅速复苏、保持国际竞争优势，源自生产要素供给改革。对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中美两国贸易典型事实，分析美国“供给侧”改革措施及其效应。事实证明，美国通过减税、培训、量化宽松、创造高级要素及组合现有要素等措施已逐步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获得新一轮改革红利。这些都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再工业化；“供给侧”改革；中美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8-0046-09

一、引 言

2008 年金融危机一方面凸显了发达国家“虚拟经济”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预示美国相对衰落，新兴工业化国家影响力日趋突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再平衡背景下，美欧等一度“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重新权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纷纷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韩永彩，2016）[1]。再工业化以后，美国GDP增长率已从危机最低水平-2.8%逆势增长至2015年2.6%；通货膨胀率（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年通胀率）从2011年3.157%下降至2015年0.119%；经常账户余额得以改善，其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4.96%升至2015年-2.57%。据美国劳动统计署官方网站公开的数据，再工业化战略后，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10月10.0%持续下降至2017年2月4.7%，已接近美国衰退期前2007年2月4.5%的最低水平。从发展质量看，美国人均GDP在2009年触底，为47 002美元（现价），此后一路上扬，到2015年为56 116美元（现价）。危机后六年增幅高达20%，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谓难得的表现。在这些可观的数字背后不仅存在周期性原因，也有改革的长期效应。中国同样经历了危机后的快速增长，直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8 028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6水平，可见虽然经历过危机的阵痛，但美国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动摇。

“供给侧”研究，始于亚当·斯密，经熊彼特和库兹涅兹等学者从不同侧重点加以拓展。供给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生产要素的供给、有效组合和充分利用都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滕泰，范必等，2016）[2]。美国欲通过再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解除生产要素“供给抑制”，政府提供诸多新政策，激发企业家精神；奥巴马执政期间，鼓励自由贸易，藉以出口推动型增长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①。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强调“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 。实体经济是“魂”，工业是“硬”财富。在《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目标中提出，制造业是大国“硬”实力的主要来源。中国要花十年时间初步完成产业升级，二十年后制造业达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供给側”改革旨在调结构，而美国“再工业化”实质也是调结构，旨在重新占领制造业高地，两者具有诸多共通性。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解除要素供给约束，可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所取得“改革红利”中总结一些经验，对比中美两国危机后竞争优势的特征事实，客观认识中美发展差距，有助于减少中国改革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有效防范外部冲击，早日实现制造强国、贸易强国之梦。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措施

根据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是对“萨伊定律”的发展和升级，将“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解读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其重点在于解除直接和间接约束，解决生产要素如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资本、人才、技术和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率等供给，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贾康，2013[3]；贾康，苏京春，2015[4]）。美国通过制定一系列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制度解除要素供给约束，通过减税、人才培训、中小企业融资便利化等措施减少企业生产“全成本”②，提高生产率以全方位提升供给质量（见表1）。同时还设立相应的机构，完善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创造力。

三、美国改革实施后的效应

（一）美国国内效应

美国经济分析局资料显示，世界制造业（包括各大类）都在2008～2009年大幅下降后开始复苏。2011～2012年间，美国原材料、矿物燃料、化学品、机械设备制造、其它制造品出口增长速度均超过世界总体水平。而作为世界出口来源地，美国在所有服务业部门出口仍然充当世界“领头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受到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货物贸易影响更为深远，2009经历一次骤降，随后迅速反弹，2012年已恢复到2007年危机前水平，之后趋势稳定。说明美国制造业不仅仅是经济周期复苏带来的短期效应，再工业化“供给侧”政策改革的长期效应显著。虽未能实现“出口倍增”“终结赤字”目标，但是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其中FTA是开辟新市场的重要手段，2015年有近一半货物出口到自由贸易区；受益于FTA诸多优惠，企业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比率自2012年以来逐年降低：至2015年为43.9%，也低于危机前45.7%的水平。

1.TFP水平

受任于危难之中的奥巴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法案助美国走出衰退深渊。高质量的正式制度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归功于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见图1），美国各项TFP水平都高于中国，中国购买力平价TFP水平和福利水平远低于美国。

2.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或每小时产出，由真实产出指数除以全民工时指数，包括雇员、业主和未付薪家庭工作者。在2000年至2014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成本平均下降了1.5个百分点，同期主要制造业国家或地区，除中国外，日本、捷克和新加坡都呈较大幅度下降。小时工薪（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年均上升0.9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单位劳动成本还能保持下降，主要得益于生产率增长，亦即生产率增长超过工资收入从而助推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提升。美国危机后采取多轮QE政策，加之 FOMC宣布超低利率2015年底截止，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劳动单位成本下降，但产出增加，劳动生产率上升（见图2）。

3. 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

作为测量竞争力的核心指数，2013年美国从制造大国进口制造品的进口价格指数为119.3。但因进口来源而异，加拿大129.3，欧盟更高为130，墨西哥91.6，中国103.4，其它亚洲新兴工业国87.6。美国从中国进口比从发达国家更具有竞争优势。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为出口单位价值指数与进口单位价值指数的比率，用于反应国家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从2011年94.6逐年上升至2015年95.7，中国2015年为93.7，美国货物贸易竞争力仍然强劲。中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与全球价值链步调并不一致，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低于美国，更低于NAFTA加拿大。

4. 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现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和產业结构发展程度，用国内增加值表示。总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测算生产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国内价值增值，即按基础价格计算的总出口与购买价的中间消费之差。根据现有OECD-WTO统计[8]，2009年，美国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88.7%，加拿大80.5%，而中国只有67.4%。美国国内增加值有59.6%直接出口，28.6%用于出口至第三方国家。同年中国总出口中的进口成份占46.1%，分别高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6.3%、11.3%和4.3%。出口增加值的来源结构用以反应国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如果将总出口增加值来源分解为第一、二、三产业和国外四部分，2009年各国总出口中，美国国外增加值最少，国内增加值源自第三产业最高。中国国内增加值中第二产业份额最高，但第一产业也高于美国。纵向看，美国国内增加值2009年负增长（该年主要经济体包括欧盟、东盟和北美自贸区都呈负增长）后，2010年、2011年分别增长25%和28%；中国增速快，但总额仍低于美国。综上，危机后美国融入全球化程度最高，结构也更优。参与全球价值链促使美国与各国贸易融合，解决企业出口市场搜寻成本。

5.生产性服务业出口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需求性服务业，且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特点，是与“硬”财富联系最紧密的“软”财富，通常用于衡量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难易程度。中国《十一五纲要》规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2013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商业服务业进出口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14.3%，进口占9.8%。同年中国商业服务业只占世界总出口4.4%，进口占7.5%。美国2014年金融服务业、通讯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增幅加大，趋势还在延续（见图3）。保险业表现最明显，因为随着经济预期变化，人们风险偏好转移，保险服务业在危机前和危机后的表现完全相反。其它生产性服务业无一例外呈上升趋势，美国服务业出口一直居世界领先水平，再工业化多项改革无异于锦上添花。

（二）中美贸易效应

1. 中美贸易总量大，彼此依存度高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贸易量额位列世界之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出口的11.74%，进口占世界进口的10.32%。其中制造业从2000年4.7%上升至2013年17.5%。美国是世界贸易强国，在世界进口市场的地位相当高，2013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8.39%，进口占世界进口的12.35%。世界从中美两国的进出口产品中，制造品占绝对比重。再工业化后美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较高，2012年这一比例达13%，创近80年来新高。2013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占美国总出口71.2%，进口占70%，同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中国贸易总出口价值的94%，进口占58.2%，两国外贸依存度都很高。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占美国总进口近1/5，比从欧盟进口总额还高。2013年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16.7%，比出口到欧盟28国的总额高出1.3%，是中国出口到日本总额的近2.5倍。2014年，中国成为美国货物贸易出口第二，进口第一的伙伴国。事实上，自危机后（2009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联系更加紧密（见图4）：201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货物贸易总进口的比重已经超过20%，中国从美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9.8%。2011至2015年间，电子产品引领美国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国家的进口部门，特别是从中国进口半导体、集成电路和通讯器材，占了美国2015年进口电子产品的70%。这些信息揭示，危机后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的核心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支配性力量，主导着世界贸易的格局和趋势；更重要的是彼此依存度都很高，都显著地影响着对方国际竞争优势。

2. 中美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中美贸易中服务贸易呈显著互补性。美国总体进出口贸易从1970年以来就呈贸易逆差，中国一直是顺差。WTO[10]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4.6%，仅相当于美国相同指标的33%；服务贸易进口1 922亿美元，占世界的5.5%，是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的53.7%。2012年服务贸易出口1 914亿美元，上升了2.9%，进口2 812亿美元，大幅上升13.5%，逆差高达898亿美元。2014年美国货物贸易的巨大逆差造就了总贸易额的逆差，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9 090亿美元，贸易逆差也高达7 5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4.5%。而服务贸易从1971年至今，一直呈顺差且逐年增加，即使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也收获6.86%的涨幅；美国的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2015年美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到中国甚至超过货物贸易中食品饮料成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第三大进口品。与美国相反，截止2016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35年之久，这个趋势还在扩大。

中国对外贸易中货物贸易占绝对大的比重，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进出口总额高达41 590亿美元，贸易实现顺差2 590亿美元，占GDP的2.8个百分点。从货物贸易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主要呈互补性，竞争性体现在进口方面。如中国出口SITC四位分类8471、8517、8542、9013、8541等货物，美国主要出口9999、2710、8103、8708、8540等；进口产品在机器和交通设备制造业、矿物燃料和润滑油两大类商品发生竞争。从货物贸易市场来看，2013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顺差最大同时发生在北美地区，也就是说，两经济体同时竞争北美出口市场，但是根据201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公布的信息，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主要集中在8517（其中851712占比71%），8471（其中847130占72%），美国本身从中国进口比重较大，抵消了北美市场部分竞争。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成就了美国的最大逆差市场东亚地区，而中国最大逆差市场发生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货物贸易进口市场显著互补。

3. 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的产品技术差距加大

2000～2009年间，美国资源型制成品的进出口比重逐年提高，低技术产品的进口高于出口，其出口在低位徘徊，中等技术产品出口继续增加而进口趋于减少，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都减少。中国资源型、低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减少，中等技术产品仍是进出口的主体，但出口比重增加而进口比重降低，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保持上涨。中国进出口制成品已经转向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体的时期。危机后中美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差异趋势仍然存在，从制造业贸易来看，美国交通设备制造业出口仅次于资源性产品，在其高技术领域航空设备业出口增幅最大，驱动交通设备制造业部门整体涨幅。201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及零部件、音响电视及零部件，核反应堆、机械设备、家具玩具和鞋类；出口到中国的前五大类产品为油类种子和油质水果、航空航天设备及零部件、除铁路轻轨类的交通工具及零部件、核反应堆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随着美国能源和高技术出口的增加，根据美国生产力与创新制造商联盟（MAPI）[11]的预测，航空航天设备及零部件在未来几年至2020年仍有较强劲的增长。虽然出口到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如航空航天设备有所增加，相对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贸易，中高科技制造业出口到中国总额不及加拿大、日本和欧盟。2014年美日制造业进出口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如航空航天及零部件、光电医疗电影、精密仪器等及零部件，从德国进口与从日本进口结构相似；从中国进口集中在HS两分位85和84大类，为低技术制造品。生产性服务贸易中，美国版权和许可费用、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高技术类出口占服务总出口的比重都超出中国；而中国交通服务业出口在中国服务总出口占比高于美國，中美两国在制造业贸易的技术差距非常明显。美国2011年《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旨在对包括生命科学、光电子、武器和核技术高技术出口的管制，中国被排除在44个便利国之外，对中国贸易管制引致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减少进一步拉大差距（王孝松，刘元春，2017）[12]。

4. 中美两国投资潜力仍然巨大

美国2015年制造业FDI首次超过12万亿美元。危机后美国OFDI比FDI投资额多得多，二者呈相同的增长趋势（见图5），即使奥巴马政府《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生效后为“投资回流”实施减税、培训和多项便利措施，企业对外投资热度依然不减。而无论是中国对美国FDI还是美国对中国OFDI相对于总额来说都是“微量”级。也就是说，中国在美国外资的比重还相当小。同时，2015年美国在中国投资行业主要为制造业，而自中国的投资集中在储蓄机构和房地产业，高度互补。尽管美国方面鼓励制造业回归并积极吸引外资，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相对加拿大和日本还很小，更不能跟欧洲相提并论了。在新任总统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后，采取包括基础设施银行或3PS等在内的多种投资方式，都有助于中国资本更多流向美国。

始于页岩气革命，FDI外资在美国油气行业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因为页岩气市场稳定，国内小企业需要降低生产成本。拥有专业开采开发页岩技术的美国公司也将目光投向了页岩资源丰富的其它国家，美国页岩气跨国并购占2013年油气行业并购交易的80%。除了油气行业，较廉价的天然石油气正在寻求新的包括绿地投资在内的对外投资，中国页岩气储量丰富，未来寻求与美国企业技术合作前景也很广阔。根据UNCTAD投资促进机构的最新研究，激励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就业，其次是促进出口，这两个目标也正好契合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中国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了4%，达1 276亿美元。在大规模海外并购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的主要外资来源国。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中美两国跨国公司双边投资各方面表现都令人振奋，就业人数、资产总额、增加值、雇员报酬、净收入以及美国的进出口都向利好发展。从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来看，美国制造业对中国FDI逐年上升。主要集中在化学品、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和交通设备三类产业，交通设备增长最快。世界贸发组织的调查显示，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劳动力成本、政策优惠、市场潜力都吸引着美国来华投资。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没有大量回归，且总额大于对加拿大的投资（见表2）。

从2009 年开始，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额和投资数量稳步增长。2014 年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获得的融资额最多，风险投资额达 40 亿美元，初创企业完成的交易数量最多。风险投资回归繁荣的趋势和美国 “再工业化”战略基本同步，风险投资对科技研发的激励作用加速了美国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从而推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赵婉妤，2016）[13]。美国外向投资青睐一些新业态如电商行业，阿里巴巴、京东商城、优购、国美等都是美国投资商的目标。随着分享经济、平台贸易、普惠贸易日益发展，信息技术进一步为要素流动提供了便利。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跨境电子商务，继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指导意见后，美国2015年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十年规划，到2025年跨境电子商务规模要占整个国际贸易的70%，欧盟、日本都出台了发展规划（裴长洪，2016）[14]。美国新任总统第一时间接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首个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试验区”于2017年2月22日落地，未来中美两国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双边投资预期增加。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进程加快，美国会继续促进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强投资者保护、优化投资营商环境和化解投资争端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多重利好助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走出去”。

四、再工业化战略解除要素供给抑制的机制

根据供给经济学理论，供给约束主要通过制度和管制直接约束以及高赋税、高成本等价格方面的间接约束（滕泰，范必，2016），而美国危机后再工业化战略一经提出，改革措施多管齐下，正是从这两方面解除要素供给抑制。

（一）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融合

颁布实施法律法规，以正式制度为制造业保驾护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15]显示，2015年中国法律权力力度指数为4，美国为11，高于世界5.205的平均水平。正式制度涵盖顶层设计、产业、税改、创新、教育培训各个方面，高质量的正式制度为微观个体生产和交易提供保障，也规范限制了政府无约束“插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多重立法改善投资环境，保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同时增加双边和多边谈判，增进互信，信任是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创造信任即创造了交易的基础。为避免政策执行中寻租和道德风险，建立各类组织协调、完善市场体系包括限定政府行为，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将市场主体与政府辅助有机结合，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

（二）转换生产要素的条件

要素条件转换和创造可减少企业生产成本或提高效率，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是因为后天的约束失调，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由于教育体系和研发投入都不足，技术水平日渐衰弱，丧失领先地位。美国一直大量进口资源性的产品，但是，自发现页岩气以来，美国与能源相关的产品交易迅速上升，进出口增加，平均每年增加超过20%。美国2013年最重要的贸易平衡发生在OPEC国家，美国削减从OPEC成员国进口能源产品，大大改善了美国的贸易平衡（Hall.J.N，2010[16]；Levinson M.，2012[17]）。美国石油进出口指数自2010年以来一直下降，是优质生产要素供给和新技术创造的长期供给。能源进口占能源使用的百分比在2014年已降至10.295%，低于中国。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来看，其竞争力来自于将不利因素转换和创新，页岩气革命不仅助美国对外平衡了贸易，对内减少要素成本，这种清洁能源减少环境负外部性，还将长期影响美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其它不利要素如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大技术培训和教育投入，如“帕金斯”项目计划、页岩气技能培训等针对普通工人技能的短期提升与长期职业教育投入结合。

（三）降低要素供给成本

美国加大对基础交通设施建设的投资，节约商品、生产资料、人员流通的成本。美国量化宽松（QE）已进入第四轮，减少企业投融资成本。由MAPI对经济的模拟研究显示，未来五年内，美国如果将法定公司税降10个百分点（从35%降至24%），GDP就会增加5 000亿美元，创造200万个新就业岗位，同时能改善长期财政政策预期。修正美國协调关税表（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对部分原材料降低税率或者暂缓纳税，以达到减轻美国国内制造业进口材料支付的关税成本，促进制造业发展。刺激招聘促进就业法案，把企业所得税降低至 25%以下，并提出针对小型公司的永久性税收政策。企业使用低价的燃料，生产成本减少、生产率提高，就会自发地加大本地投资，甚至吸引海外投资，解决资本流动问题。

（四）激励创新形成正反馈回路

危机后一系列高科技创新源自国家创新激励。新能源、人工智能特别是神经网络、人脑技术、水力压裂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服务业发展等一系列“供给侧”改革创造了社会新需求。一是美国在危机后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2015年美国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73%，中国仅为2.05%；每百万人中的研究人员2015年有4 019人，同期中国为1 113人。重要行业的R&D投入强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尽管美国专利申请、期刊文章数量低于中国，但知识产权使用收入费用高于中国，说明R&D产出、科技孵化率比中国高。同时在美国的外国公司对其创新投入产出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二是知识溢出效应，教育培训是美国再工业化的人力资源保障，劳动者的素质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3D打印和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合作式机器人以及互联网交互式连接等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会进一步提高生产率，高生产率企业选择更多再投资于技术研发，形成正反馈回路。

五、中国“供给侧”改革启示与对策建议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尚不成熟，中国2016年营商便利化指数仅为78，低于世界95.484的水平。因此中国改革应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限定政府行为边界，放活市场。

（一）完善政策和法律体系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制度保证

迈克尔·波特（2012）[18]指出在全部要素均可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制度环境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国家制度环境可以吸引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并优化组合，在本处于资源劣势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优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大国，中国应更积极地推动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使其向着更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方向演进。主要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推进、与欧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展、G20贸易投资机制的建设等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参考美国经验的同时结合国情将国内不利生产要素转换，如何有效提高生产率同时又鼓励就业，一方面应完善财政政策，激励企业家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应针对制造业创造出高效的专用性生产要素，以世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为平台，创新融资机制和方法。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附加值领域倾斜。以激励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再造和重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促使产业升级。

（二）创造高级要素或组合现有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对生产要素依存度较高，要想在投资导向阶段脱颖而出，除转换不利要素外，还应创造新的高级生产要素。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要素市场，国内发展新的清洁能源，减少资源性要素国外供给依赖。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直接利用国外高端人才或高级要素推动技术创新。组合国内人才、网络、资本、技术要素，如落实人才培养机制，将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鼓励政策规范升级，利用政府组织和网络平台筹集到的资金，加大地方院校科研、实验、孵化投资力度。结合教育投资和职业教育投资，制定“新业态”人才培训监督机构，继续推行“双创”和职业教育“学徒制”，解决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人才供给和企业“适岗技能”人才需求不匹配问题。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终要素配置得以优化。

（三）切实为企业“减负”降低“全成本”

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体系目前面临“货币宽、信贷紧”悖论形成的资金“空转”，每一次银行间传递的成本都会体现在贷款利率上，推高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陆岷峰，葛和平，2017）[19]。尽管中国大刀阔斧地实施“双降”，在中长期结构性经济下行压力下，货币政策对企业过度负债和产能过剩失灵。到2016年中国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仍是企业发展和再投资的“绊脚石”，高达68%，大大高于世界水平40.55%。中国要落实“税改”等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应将减少企业赋税，降低成本落实到位，以提高企业家工作积极性，刺激创新形成正反馈。

（四）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渗透到每个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环节，并具有战略性竞争优势，与制造业相互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导入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同时，运用信息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组织成本，还提高知识溢出效应。中国如何跨越到“中国智造”“中国服务”，需要同步推进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创新，服务智慧化、跨行业融合、技术服务外包都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注 释]

①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从竞选到执政期间的所言所行证明他并不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本文侧重点是再工业化实施以来供给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实效，不涉及特朗普的政治观点。

② “全成本”概念是杨青龙（2010）提出来的，区别于会计学中“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供给侧”改革涉及短期与长期、贸易与环境、宏观与微观等诸多方面，在此引入“全成本”能较全面地概括各类成本。关于“全成本”的概念、层次和子系统详见《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一个概念性理论框架》。

③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确定以后，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及地方行政法规多且密集，在此只列明与主题相关的主要目的为解除供给约束的部分，也没有严格区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双降”虽与欧洲QE负利率不相同，但与美国QE相似，此处美国QE1-4没有统计。有些美国本土研究人士认为危机后货币政策的贡献大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财政政策，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Josh Bivens（2017-03-16）：http：//www.epi.org/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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