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三百年，中国究竟落后了多少？

没有国防的国家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时代。满族人以一个部落的力量在东北兴起。在满族人内部，传统部落军事民主制度逐渐被努尔哈赤的独裁代替；在八旗设立以后，每一个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隶，而所有的八旗都是努尔哈赤和他子孙的奴隶；汉军和包衣，都是奴隶之下的奴隶；汉人和百姓，甚至还不够资格做奴隶。

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政府官员并不是皇帝的私人奴仆。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

清兵入关以后，八旗的作战能力有很大的改变。在关外时，他们是部落兵的编制，王子们是将帅，所有的部落男丁都是战士，旗营的战斗力相当强。入关以后，打了几次内外战争，旗营能征善战的战士们折损不少。更重要的是，八旗男丁出生以后就有粮饷，一辈子由国家养着；在作战时，八旗的精锐先让汉兵冲锋陷阵，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旗营才出动。到了这个地步，旗营战士相当于贵族，平时养尊处优，打仗时也不是在前线冒险，长久以后旗营战斗力当然衰弱了。八旗子弟犹如富贵纨绔，训练也并不严格，两三代以后，到康熙晚年旗营的作战能力已经不足称道了。

清朝的建制军，号为绿营，大部分是继承明代的卫所体制，在各省各地设立提督、总兵等官制，分别率军戍守，有事出动，先从战事附近的提镇发兵，不足时才调动其他地方的绿营。这些绿营将士身份上不如旗营，训练和装备也都不足，等于是二等部队。康熙以后的战争，绿营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重要。到了乾嘉时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战争都是由绿营出动。

绿营平时既是二等部队，再加上清皇室对于汉人并不信任，所以这些绿营的名额常常不足。一旦有事，命将出师，带兵的军官不得不临时招募添补缺额，正所谓“驱市人为兵”，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呢？嘉庆、道光以后，绿营更不如以前。所以，平定川楚教案和太平天国，有不少乡勇担任战斗任务，立了战功，才将他们编入绿营的编制。清代过了一半，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可以作战的部队了。湘军、淮军都是以乡勇为名招募的私人部队，国家根本指挥不动。

整体说来，清代中国人口从差不多两亿逐渐增加到四亿多，而旗营和绿营的编制，总数不过百万余众。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而只有这么一丁点的常备军，而且训练装备都很不足。等到清代晚期，内乱外患纷至沓来，那时的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

清末救亡图存运动

清廷延续明朝的科举制度，也接下明朝留下的传统。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只考“四书”，而且“四书”的解释以朱熹注为主体。

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儒生的批判时政十分戒备。他们一方面罗致人才，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兴起文字狱，压制汉人的民族主义。于是，一切检讨政治制度，或者对当时事务的议论，都不是皇室所愿见的。吕留良、金圣叹等案件，都是杀头的罪名。在压力之下，虽然还有些人不求仕进，仍旧致力于经世济时的讨论，但大多数的儒生都慢慢退缩到安全地带，有的从事于经学的研究，有的专心做八股文章，以求在科举途上猎取功名。到了清朝末期，国势日衰，才有常州学派（例如刘逢禄、龚自珍）兴起，重视经世之学。更后才有以“今文学派”的名义借古说今，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当然，清朝晚年的洋务和维新之学大兴，终于将中国带入近代的世界。

乾隆晚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因为和珅的阻挡，他们许久没有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后来又延长了他们在华停留的时间。这一个英国使团，包含了许多测量和调查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国情调查团。他们回去以后，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么庞大的清帝国，实际上组织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国防，军队的装备只配称为仪仗队，而不是作战队伍。

到鸦片战争时，当年随团来华的一个儿童，此时已经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了。此人坚决主张英国应当对中国强硬，因为中国是没有国防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宫廷和官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懵懂无知。

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国之乱，又有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困局。可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困局。

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书》，确实依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规划了一个大同之世，其内容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相当雷同之处。可是，这一个思想的根源，还是从中国传统中引申出来的。

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着实努力进行的洋务运动，则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这三人都没有提过，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努力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提倡现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声枪声，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

西方共同体国家的兴起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经过宗教革命，欧洲的政治制度摆脱了天主教会神权的约束。许多本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下的部落和族群，开始组织自己的国家：新教给了他们脱离教会秩序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族群都应当平等，也给予民族国家自己存在的信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结了三十年的战争，欧洲的国际舞台不再由一些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大国操纵，当然更谈不到这些大国凌驾于许多族群以上的霸权。

以民族为认同的国家，在17世纪时，大半只是欧洲的一些比较小的封建政权转换而成的。建立民族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就是后来的德国。

在清兵入关的同时，英国的议会和国王之间在国王征税的权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议会民军在克伦威尔领导下，击败了皇家军队，而且以议会审判，判决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名义挟议会的权力，专政数十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权力废除君主的权力。

英国的这次革命，开启了新的国家体制。虽然英王政权又曾经复辟，英国的主权最终归属人民选举的议会。从议会产生政权，也就是后世所谓“虚君”的内阁制。英国的前例，日后经过更为明显的人民革命，建立了美国和法国两个新型的民主国家。

17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国家，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无论是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经过革命建立的民主政权，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即使是君主国家，君主也不能离开国家的观念。民族国家的观念，正是反映了共同体不可分割的性质，即使我们知道，所谓民族本身的亲缘关系，往往也不过是虚设的联结。

这些新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因此国家权力的运作，也不能再以过往封建体制中君臣主从的关系来界定，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相对于中国的《韩非子》，《君主论》的出现晚了两千年。两者都是讨论政府的组织、政权的运作，也多少涉及统治者本身的权术。两者之所以如此相似，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国家”要出现的时候。不过，中国战国时代的“主权国家”很快就被皇权取代了，而欧洲新出现的主权国家，却成为最近四百年来普遍的国家形式。

一个作为共同体的主权国家，从上到下，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其动员国家资源的力量十分强大。而国家获得的利益，在国民心目当中，不仅只是君主本身的所得，而是全民共同分享的好处。17世纪以后，新兴国家不断出现也正是最近数百年来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缘故。近世欧洲，各国之间战争不断，究其原因，也正是国家成为争夺集体利益的主体。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欧洲启蒙时代，许多学者开拓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同时，也有许多技工借用新知识，发明了工业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历史上，总以为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与他同时，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模式的蒸汽机，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瓦特设计的机器，后来转用于矿场的运输、工厂的动力和交通。有了蒸汽机，不必使用马匹拉动，一台车头就可以成为在矿场、农庄以及运送商品各个方面最方便而廉价的工具。与蒸汽机的发明互为表里的是陆地上的火车和铁路，以及海上的大型铁壳蒸汽船。这些新兴的工具，最基本的原料是钢铁和其他的金属，最需要的能源，最初是煤，后来还加上水力发动的电力。热动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人力与畜力为主的动力。

这些新的工业资源本身，既代表了无穷的财富，也代表了国家之间努力争夺的项目。工业革命正是上述重商主义的“姊妹”，在工业本身成为新的社会动力之后，工业生产品因为生产的量多又价廉，市场、原料和能源无不成为工业国家掠取重大利润的工具。相对而言，无论是欧洲本身的作坊工业，还是世界各处的农舍生产业，都无法继续存在于工业化以后的资本主义下，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掠夺力量，使欧洲的霸权处处横行。

在欧洲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战争的武器随着机器的发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火力越来越强大的枪炮代替了冷兵器，机动的战车和坦克车代替了马队。海上战舰的吨位、速度和火力，都与日俱增。

他们创造了现代文明

新型的市场经济，确实有其强大的动力，促进了人类的生产能力，也大幅地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标准。可是，如此的生产制度，必定引发贫富之间极大的不公平，其差距甚至比过去贵族与贫民之间的差距更为巨大。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国富论》指出，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可以迅速发展，但是不能避免国民之间财富分配的严重差距。于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处在迈向高峰的过程，有不少人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人类是不是以大部分人的辛苦劳力，只为了成全小部分人的富贵荣华？于是，社会主义者出现了。他们主张人间应该有一个公平的社会，人类发展的生产力应该足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存活，都有尊严。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以斗争的方式，使劳工获得劳动的成果，不让资本家掠夺劳动大众的血汗所得。社会主义理想的出现，使得本来只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的分野，又多了一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列强为了争夺资源和市场，终于爆发的决战。列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消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国际联盟”的观念，以其作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希望一切国际间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国联”的架构下，经过国际公法的观念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但是，“国联”终究沦落为大国霸权操纵的工具。

战后，世界经济经过严重的大萧条。在美国和英国，有许多人提倡经过议会的立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难题，至少有社会福利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英国费边社的理念，终于在国会中，经过两党政治，使英国逐步成为福利国家。美国罗斯福总统时代的新政，也是为了在议会政治的民主体制下，不经过暴力革命实现福利国家的理想。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虽然也想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理想，却沦落为强人专政的独裁体制。

欧洲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在17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有了非常迅速而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创造了现代的文明，也引发了现代文明共生的许多问题。相对于清朝统治下中国将近三百年的闭关和停滞，西方国家却创造了现代文明，中国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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