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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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65年是初步发展阶段，新中国会展业在会展规模、办展形式、展览场所和展出范围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其发展雏形初步奠定；1966-1977年是曲折发展阶段，会展业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发展受到挫折，但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取得了较好的反响；1978年至今是迅速发展阶段，中国会展市场逐渐扩大，会展产业化进程加快，会展国际化趋势加强，会展体系进一步完善，较好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为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作出了贡献。透视会展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五方面的启示：会展业的发展需要正确政策的指引、需要积极扶植民间力量参展、需要对会展教育功能进行理性定位、需要提高科技水平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展览会　博览会　交易会　会展业　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C245；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03-08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展史研究，著名的会展史研究专家潘杰先生曾说：“现在《中国展览史》正好写到中华民国时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展览会由于资料、理论还未充分掌握，不能像前面各代那样详细叙述”。可见，中国当代会展史研究亟待加强。笔者试图对60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作一次系统梳理，剖析影响其进程的历史因素，引发我们对中国会展业的思考，推动会展史研究的学术对话与创新。

一、1949-1965年的初步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对会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据不完全统计，“各个解放区总共举办有193个展览会。其中陕甘宁边区74个，晋绥13个，晋察冀17个，晋冀鲁豫31个，山东18个，华中11个，东北29个。在这些展览会中属于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有68个，属于军事斗争的有40个，属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有52个，其他专题展览33个”。这些展览会具有依靠政府主导、展出形式灵活、注重形象塑造等特点，既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的发展，又为新中国会展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在传承解放区办展经验的基础上，会展业取得了初步发展。1951年3月，原政务院贸易部组团参加了德国莱比锡(春季)国际博览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国际博览会，这标志着新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开端。1951-1952年，为了促进城乡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各地展览会蓬勃开展，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地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物质交流展览大会和土产展览会。据初步统计，1951年2-11月，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举行的各种城乡物质交流展览会已有31起，其中21个展览会的观众达1070万人，23个展览会中成交的货物价值达5.22亿元。1953年，中国贸促会受政府委托，负责接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个来华展览会，从此中国展览业进入起步期。此后，外国在华办展较为频繁，有30个国家在中国举办了171个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展和政治性图片展。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参观者达276万人。后来，苏联展览会在武汉、广州和上海进行了展出，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光辉的榜样：“伟大的苏联，这个光辉的榜样在照耀着我们。我们必须更加有效地向它学习，必须更加努力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1956年冬，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举办，《人民日报》于11月10日展览会开幕当天发表了题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社论。在此基础上，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于i957年4月25日至5月25日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成功举行。但是，1958-1960年，展览会活动出现了“大跃进”，虽然促进了民众生产热情的高涨，但对民众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误导。1961年后，中央对会展业进行了调整，国内展逐渐减少，出国展有所加强。

回溯这一时期会展业的发展，大体呈现出六个特点：(1)会展数量多。除了国家举办大型展览会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展览会，甚至一些县城和集镇也举行独具特色的展览会。(2)会展规模大。如1957年2月20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观众达220多万人次，除接待了全国各省、市、区将近5万名专业参观团的代表外，还接待了5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外宾。(3)办展形式多样。有为揭露侵略者罪行而举办的展览，如中美合作所的暴行展览、细菌战罪行展览、天主教罪行展览、空投特务罪证展览等等；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举办的展览，如华北区城乡物质交流展览会、中南区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西北区经济建设展览会等等；有为交流文艺创作而举办的展览，如全国画展、全国图书善本展、文物工艺品展览等等。(4)重视会展场馆的兴修。建国前，展览会大多『临时借地方举行。直到1954年，为迎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来华展出，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建造了4座大型的展览馆，打破了全国没有一座固定展览馆的尴尬局面。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为了举办“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展览，各地建造了一批大型的展览馆。(5)会展教育作用突出。展览会通过图片、模型、实物等直观形象的手段以及简洁生动的文字语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建设实践来教育群众，用劳动人民自己的经历和创造来激发人们旺盛的革命斗志，展示出无限美好的远景，激发群众的冲天干劲，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并争取达到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决心。”(6)会展业迈向世界。民国后期由于战乱，中国很少参加国际会展。从50年代开始，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展览活动，各国间展览交流也日益增多。此间先后参加了民主德国、苏联、印度、罗马尼亚等国举办的展览会和博览会，扩大了中国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都未邀请中国参加。1956年，中国贸促会曾试图通过前苏联商会斡旋，以争取获得参加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邀请，但终因政治原因而没有成功。

总的说来，在1949-1965年期间，新中国会展业在会展规模、办展形式、展览场所和展出范围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其发展雏形初步奠定。尽管受到“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但与旧中国相比较，这一时期的会展业还是有了很大进步。

二、1966-1977年的曲折发展阶段

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1966年以后，会展业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十年动乱”期间，一些宣传所谓新生事物的展览，什么‘文艺革命’、‘卫生革命’，还有什么‘儒法斗争展览’、‘农业学大寨展览’、‘五七干校展览’等，一度把展览事业搞得乌烟瘴气，严重阻碍和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尽管不少会展带上“左”的烙印，但是有三方面的会展值得肯定：一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展览会，如焦裕禄、雷锋等同志的先进事迹展览会，这些展览会为在全党全民中进行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社会课堂的作用；二是广交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顶着各种压力，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艰难地开展

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三是中国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受到举办国的热烈欢迎，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受到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中国展品十分丰富，展示了中国的风采；参展地域辽阔，有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地区；参展的影响很大，观众多的达到上百万人。可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虽然受到“左”倾思想影响，但参加国际博览会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这一阶段可以归纳为曲折发展阶段。

三、1978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决策，排除了“左”的思想对现代化发展的干扰，为中国会展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于是，中国会展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基于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1978年至今，中国会展业在四个方面发展迅速。

(一)会展市场逐渐扩大

会展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重要行业，能综合反映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文明程度。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后，中国的会展市场逐渐扩大。会展业按市场规律办事，增强展览业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涌现出大量的博览会、展销会、交流会、交易会、展示会、大会展、大联展、大展销……当前，中国会展经济已经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前台，以北京、上海、广州、昆明、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会展网络已初步形成，出现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区域、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州为首的珠江三角洲三个重要的博览城市群。这三个博览产业带与中西部其他博览中心城市互相协调，各具特色，多层次发展。…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会展业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递增。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全国举办的经贸展览会达2600个。全国现有展览场馆158个，室内展览总面积达320万平方米，已超过有‘世界展览王国’之称的德国(250万平方米)。上海、北京、广州市已成为中国大陆会展业的‘龙头’，一批新兴的会展城市正在蓬勃崛起。2002年我国展览业的营业收入约70亿元，占GDP的O.07％。”正是因为展览会的蓬勃发展，会展市场发展迅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二)会展产业化进程加快

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经济体制的制约，20世纪80年代中国会展业的产业化进程较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会展产业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品牌展会不断涌现。如“高交会”，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1999年在深圳首次举办，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被誉为“中国科技第一展”。作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高交会”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科博会”、“航空展”、“大连服装节”、“青岛啤酒节”等一些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展会也已跻身于国际品牌展的行列，极大地推动了会展产业化的发展。二是办展主体多样化。展览会的主办单位从改革开放初期少数几家发展到现在的几百家，初步形成了国内展、出国展、来华展并驾齐驱，政府、商会组织、外贸公司、国营和民营展览公司、中外合资展览公司以及外资展览公司等多主体办展的新格局。三是外资大量介入展览市场。2001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建成标志着国际展览巨头大举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开始。随后，国际著名展览集团纷纷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加剧了中国会展业的竞争。在会展产业化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东莞、义乌、大连等会展模式；同时，中国也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亚运会、奥运会等大型活动推动会展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值得称道的是，1999年昆明通过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云南旅游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吸引了近1000万中外游客到云南观光，仅开幕式演出和门票收入两项即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年旅游总收入突破200亿元人民币，旅游业占全省GDP的比重达10％，旅游业发展水平也跃居中国中西部之首。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紧张筹备2010年上海世博会，试图通过世博会推动中国会展产业的升级。

(三)会展国际化趋势加强

会展国际化是指主动融人国际展览市场，积极寻求国际展览合作，增强中国展览业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同外国的交流与合作愈来愈多，参加世博会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中美1979年正式建交以后，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组织者随即邀请我国参加1982年诺克斯维尔世界能源博览会。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贸促会首次代表国家组织中国馆参加世博会。首次参加世博会，中国馆引起了极大轰动。此后，历届世博会的组织者都将邀请中国参加作为其对外招展的重点之一。中国政府基于顺应对外开放、扩大对外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的考虑，均应邀参加。1986年，中国贸促会组团参加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我国首次采用了以展出为手段、以贸易成交和销售为首要目的的摊位式展览形式，展览的贸易性、专业性大大增强，这在我国出国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我国展览业开始与现代国际展览业接轨。”随着出国展的频繁举办，中国与国际展览局开始建立联系，国展局领导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展览公约》。1993年5月3日，国际展览局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其第46个成员国。作为成员国，中国更有责任推动世博会的发展。所以，中国政府对参加世博会高度重视，每次参展都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以政府组团的形式进行。世博会中国馆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令人赞许。在1988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世博会、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和1993年韩国大田世博会上，中国馆被评为“五星级展馆”。2002年12月3日，中国上海获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类世博会，必将更快地推进中国会展国际化的进程。

(四)会展发展体系进一步完善

会展发展体系的完善表现在多个方面：在会展立法方面，中国制定了大量的展览行业法规，规范展览市场秩序。如1982年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贸促会、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出台了《关于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接待外国来华经济贸易与技术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改革开放后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会展人才培养方面，加大了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举办展览大都是各单位抽调来的临时工作人员，业务和技术都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现在办展，各个展览馆或展览公司都有专业队伍长年从事这项工作，从筹备到布展、从经营到管理，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在会展场所建设方面，1985年，由中国贸促会主持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落成并投入使用，改变了北京没有专门的商业展馆的历史。此外，全国各地兴建了不少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艺术馆等，这些场馆均有相当规模的会展场地发挥着会展功能。在会展团体组织方面，不同性质的展馆或会展中心都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作组织，如“以工业和综合展馆为主的

成立了中国展览馆协会(1984年6月成立)，以农业展馆为主的成立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协会(1984年6月成立)，以工业设计、展示设计系统为主的成立了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展示设计协会(1987年6月成立)。这些协会负责对本协会所属成员的业务交流、人才培训、理论研究等工作，为会展业务的发展和队伍素质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会展技术、会展服务、会展经济、会展传播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促进了会展发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的会展业发展迅速，会展市场逐渐扩大，会展产业化进程加快，会展国际化趋势加强，会展体系进一步完善，较好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回溯中国近代会展发展史，其特点是规模普遍较小、组织经营不符合市场规律、参赛产品陈旧落后。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中国会展业在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充分印证了改革开放的讲步性。

四、历史启示

当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逐渐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中心话语。会展业的学者们主要是从会展现状考察的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而历史学者则试图通过历史的考察来进行研究，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透视新中国60年来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五点启示：

第一，从办展环境来看，中国会展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环境向改革开放良好的社会环境过渡的发展历程，故会展业的发展需要正确政策的指引。

建国后前17年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初步建立了会展业的基本发展体系。但“文化大革命”却使会展业经受挫折。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社会中，政治受路线的制约，每当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政治展览，就为错误路线服务。最明显的是在‘文革’中，许多错误的政治展览就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摇旗呐喊。因此，展览为政治服务的职能，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才得以健康的发挥。”改革开放后，国家制定了科学的会展政策，促进了会展业的健康发展。2003年4月，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会展业遭受SARS重创，欧洲和美洲也被波及，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危机，制定正确对策，成功地化解了会展危机。

第二，从参展方式来看，中国会展业经历了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主导过渡的发展路径，故会展业发展需要积极扶植民间力量参展。

改革开放前，“会展业完全由政府所控制。政府牵头、政府掏钱、政府安排，完全是政府行为，根本谈不上投资回报”。改革开放后，以政府主导形式办展，政府财政支出较大，很难承受。所以会展业的持续发展必须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和参与。东莞模式就是比较成功的会展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政府动员民间力量参加会展业，会展投资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按市场方式运作，政府拥有30％的股权，这样就使民间力量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政府行为，政府和民间力量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双赢。所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可以使中国会展业发展更为稳健。

第三，从会展职能来看，中国会展业经历了由突出政治教育到全方位教育的发展历程，故会展业的发展需要对会展教育功能进行理性定位。

近代的展览，政治宣传的展览较少，最多是通过漫画展览、宣传画展览、木刻展览等艺术展览来实现。但建国后，由于突出政治，要求展览直接配合政治，成为政治课本的翻版，如“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展览会、阶级教育展览会等等。改革开放后，展览场所作为重要的宣传教育阵地，其教育功能逐渐扩大，涉及多方面的教育。实践证明，突出政治教育十分必要，但如果能兼顾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教育，对会展教育功能进行理性定位，则更有益处。

第四，从会展展品来看，中国展品经历了由革命展品和传统展品为主向高科技展品为主的转化过程，故会展业发展需要提高科技水平。

展品是会展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会展展品要么是有关“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图片和模型，要么是传统的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缺少高科技的展品。改革开放后，中国会展展品的科技含量有很大提高。如1993年在韩国大田世博会上，一位学者在看完中国馆的返回式卫星回收舱后兴奋地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人类的历史带来了新的转机，如今中国的航天技术又在为人类做出贡献。”可见，中国人要打造好自己的民族品牌，在计算机、新材料、航空与航天、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在国际会展业受人尊重。

第五，从展出范围来看，中国会展经历了由国内展为主向国内展与国际展并举的发展过程，故会展业发展需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吴建民说：“通过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可以塑造中国的形象，形象就是生产力。”如何塑造国际形象，很重要的是参展。晚清中国参加世博会，展馆中展出小脚和鸦片，被外国人所耻笑。改革开放前，中国尽管有些出国展，但从规模、形式、展品和影响等方面来看，国内展还是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踏步地迈向国际会展，参加了十多次重要的世博会，每届世博会的展品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生产技术、科技和经济建设成就，世界各地贸易界人士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可以说，中国会展逐渐形成了国内展与国际展并举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梳理60年来新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程，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会展业如何避免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和未来?在中国会展业第四次浪潮到来的今天，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著名博览会史研究专家马敏指出：“我国会展业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各方面的关系，大力推进会展业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应该就是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可行之策吧!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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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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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宝康：《开拓新腾飞之路——大田世界博览会纪实》，《人民日报》1993年8月11日，第7版。

[15]韩敏：《吴建民访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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