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记忆

在古代，天津只是作为一个运河城市存在，最初名唤直沽寨，是个“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天津近代史家罗澍伟语)的交通要道。

天津正式获得建制的年份是在1404年，那是明成祖朱棣预备将明王朝的首都由南京迁入北京前16年。明政府下令在天津设卫筑城，先后建有天津卫、左卫、右卫(明代军事建制)，以备军事预防之用。

天津以水为著，流经天津的水系一共达九条之多，这些贯通三北地区的水系(东北、西北和华北)最后在天津旧城之外的东北区域形成一个三岔河口，聚拢后汇入海河，再经海河直贯入渤海湾。

諸多水系交汇之下，激活了这座城市。首先兴起的是漕运业。自曾经定都北方的元代开始，中国的粮食一直走海运，海路输送的粮食进入到天津港后，可以直抵内河的三岔河口登陆，再换上河船运往大都。因而，每年开春时分，以漕运为业的漕帮船只便会在天津内、外水系里穿梭往来。

水路运输的发达，使衔接三北、通江达海的天津一度成为北中国粮食供给的命脉，在战略地位上亦得到巩固。北方的日常供给资源不足以维持官府和军队，统治者则须通过水路到江浙富庶一带调拨取用；明末政府对关外用兵，运往山海关的粮食陆路运输异常艰难低效，军旅补给依然需要依托天津的水路完成南北输送。

在旧的漕运格局中，明代这时候又打通了南、北运河。水路运输的扩大不仅繁荣了运输业，也促使随船商业贸易渐渐萌芽。在那些进入天津的运输船只上，南来北往的人们一般都会随船夹带一些货物，船只到岸后可以就地贸易。这样，外地的货物会被带入天津，天津的货物又被带入别的地方，诸多商品得以流通。

贸易活动的频繁使天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自由集市，当集市规模不断扩大，天津就成了北中国早期的商业集散地。由此，这座城市至少有两方面从中获得提升，一是城市的经济功能；二是人口聚居规模。

旧天津卫是在远离水汉地域的内陆上设卫筑城，包揽卫所和各类行政机关的城墙将水系排斥在城外，自成独立的政治控制功能，经济功能则全部被置于城外。随船贸易使商业在城外沿河迅速普及，于是，天津便出现了城内冷清城外热闹的景象。

经济功能的提升相应又使城市人口聚居规模进一步增大。在天津卫时代，三卫相加总人口约有16000人，且多以军旅及家属为主，到了后来，天津撤卫设县，人口逐渐增加，据记载达到20万，人口构成成分亦出现极大变化。

在清代，天津又设置了“府”，府、县同在天津内城设署办公，天津的经济、政治地位明显进一步提高。

开埠通商

1860年，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军队占领天津大沽口，直接逼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增开十五口岸，天津自此开埠。在签订《北京条约》时，英、法两国都曾找到本国专家论证选择开埠港口，是时天津港口条件并不优越，是处于海河上游的内河港，而非与渤海对接的河口港，须出海河方能进入渤海。英、法专家一致认为应开港阔水深、沿岸没有於沙的秦皇岛。但两国政府没有同意，最终择定开埠天津。这样做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经济意义。在毗邻北京最近的天津，殖民者能够加大对中央政府的影响。

1860年以后，由英国一位工兵上尉牵头，各国纷纷在天津划定租界，租界总面积是旧城的八倍。一时之间，天津成了“九国租界”之地。租界是外国人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拥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清政府对天津的控制权几近丧失之时，自由经济得到充分发挥，天津逐渐成长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这时候，天津的对外贸易、民族工业相继起步，与此同时，天津本身对三北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开埠通商使天津由内陆运河贸易港口逐步向外扩展，转而升级为国际贸易港口，贸易规模、种类也在扩大。开埠后的天津并非一夜崛起，从运河商品吞吐量来看，隔几年才出现成倍上升现象。

在诸多贸易项里，棉布进口是天津口岸的最大一宗。有关棉布的进口量，当时可供直隶和山西两省每个成年人做5件成衣，非常之大。此外，天津还是洋纱和洋布输入集散中心。1860年代，天津洋布的入口量超过了上海和其他南方沿海通商口岸，位居全国之首。大量的洋纱、洋布涌入华北内地，对当地手工纺织业造成冲击不小。

其结果，洋货贸易使以围绕行栈商为主体的经营业务向中介和批发业务方面扩展。19世纪中叶，虽然洋纱洋布批发贸易对于天津商人来说还是个陌生行当，但由于这些批发商人根度不薄，经营有道，在突来的商机面前，这些被外国同行誉为头脑灵活的商人迅速转换经营，很快成为洋纱布输入贸易的主角。

在出口贸易方面，又以棉花、皮毛以及畜产品为主。天津口岸的棉花出口量到20世纪早期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93％。此外，天津几乎所有洋行都在经营畜产品，畜产品出口占全国总出品量的60％。这种贸易深远地影响着西方。当美国东西部的铁路修成之后，火车上所有的皮革装置，完全是由天津皮毛商人提供的。

总体而言，彼时天津的口岸贸易在全部通商口岸之中仅次于上海，上海要占全国的40％，天津则占到15％至20％。

天津不仅是三北地区的洋货市场，也是北中国的终极市场，这使天津对内的经济辐射能力得到提升。在对外贸易的链接过程中，内陆传统市场网络得以构织。天津背后有着深远的腹地和广阔平原、稠密的人口和显著商品化的农业手工业、内地运销商路系统通畅发达、政府税收管理系统健全有序、诚信而有效率的行栈系统以及有实力的批发商和运输商贩、还有星罗棋布的洋货零售店铺和具备有效需求的千百万消费者。这种成熟的传统市场网络使长期封闭且偏远的华北内地与遥远世界顺畅连接。

天津的洋货主要分散地是山西、直隶、山东西部及河南北部，少部分可到达陕西和内蒙古地区，其余大多数去往直隶西部及南部省份。当时的记载，从天津到临清千里河道上布满了各种型号的本地船只，满载外国货物和南方产品，深远地影响着各省和内陆地区。

受到贸易的影响与辐射，内陆市场从生产到消费都已改变了性质，传统的内陆生产与消费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对接之后，在自给自足之余，商品的更大范围流转出现，这也使得更多物品具备了商品价值，变得可以利用。

一个例子是天津支持了内陆农村地区的商品化。诸如西北运往天津出口的驼毛、羊毛、麦杆，这些往往是可以弃置的废物。天津开埠后，则成为三大出口产业。天津是当时中国草帽辫最大的出口口岸。美国、墨西哥上流社会热衷的帽子编织材料都由天津出口。

民族工业与金融业紧随其后双双起步。1915年开始，天津相继出现六大纱厂，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各

国忙于战事，对天津的出口贸易陆续中断，中国人趁机自己兴办纱厂、面粉厂以及其他一些轻工业工厂。那时天津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外国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厂，应需而为。很快，天津便成为轻纺织工业投资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投资基地。

口岸贸易使一批洋行出现，由于缺少银行等金融结算体系，外贸结算比较困难，最先由各洋行在内部设立一个信贷部替代结算职能，最终还要前往上海或香港结算。19世纪末贸易量增大，各国纷纷在天津设立了银行，与之相应，保险机构也在增多。资料显示，当时有名目的银行一共有300家之多，且总部均在天津，保险公司亦在此数。

不能否认，开埠通商打开了天津的现代贸易之门，使之充满活力。但是，天津早期被不断强化的政治功能也为其地位的提升划下注脚。某种程度而言，天津的经济地位是其政治功能的衍生和促推产物。这同样不能被忽略。

《天津条约》签订后，天津被推向前台，承担着转移北京一部分政治功能的效用。清政府先后在天津设有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及至后来，干脆将直隶总督府设在天津。当李鸿章来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之后，权力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天津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北京不希望外国人去，因此把很多权力给了北洋大臣，给了李鸿章。经过统计发现，近代以来有超过20个条约都是在天津而不是在首都签订的，因为李鸿章在天津。

天津的政治地位此时崛起。在当时的中国，于北京之外，围绕天津形成的外交、军事及相应的经济系统被派生出来，使天津成为当时城市的佼佼者。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天津引进新式机械设备、营造西式海军、建立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以及各式军工器械厂，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在天津起步。

据称，当时仅天津机械局一家的规模，每年由清政府投入的消耗就比天津一个县还要多。这是因为自1860年后，清政府里出现一批明白人，发现外国人技术强大，船坚炮利，意欲效仿。尽管那时候还只是看到了机器和枪械等表面装备，没有洞见背后更实质的东西。

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进口技术和材料将天津的火药生产发展为世界领先水准，并建立了大沽口船坞。各种机械的出现，也使天津的轻工业发展面貌一新。此外，在电报技术被发明的两年后，李鸿章在天津修建了第一条电报线，中国最早的铁路、电话和有轨电车也在天津被率先采用。这些，无一不促使天津经济走在中国城市前列。

天津跟踪新鲜事物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心人在博物馆和与史学家交谈中或能发现，天津围绕着政治需要而被发展，这是她成为政治别院的一个独特之处。当她的政治地位越来越稳固，她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提升。

天津式微

天津慢慢陷入低谷，一是在1931年，是年日本对华发动“九·一八”事变；二是国民党政府将首都迁往南京。早在1920年到1930年，天津的經济地位就在逐步滑落。1931年以后，日本将天津变成兵站基地，天津资源遭到超负荷式掠夺，所有轻重工业均被纳入到军事管理体系，甚至包括农业，也被纳入战时轨道，成为服务日本侵华的工具。而国民党迁都南京之后，则使上海迅速发展起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之后又因为国、共两党的内战，天津再陷劫难。由于连年战乱，天津的对外贸易和经济自由度受到极大抑制。解放战争期间，天津的内陆腹地很大一部分属于解放区，物资是受管制的，非解放区的物资不允许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物资也不允许资敌，双方互不相给。

1949年后，中国政府将境内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管制起来，不允许有外国银行一类金融机构存在，天津的外资银行于是全部歇业清理。这不仅对天津是个打击，对整个中国也有很大影响。

此外，当朝鲜战争爆发，天津对外的航线几乎全部中断，作为国际港口的贸易功能日益萎缩。而在计划经济下，天津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也在萎缩之中。虽然天津当时很多生产还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轻工业产品可以倾销到东北、西北，比如天津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铝制品和纺织品，但这一功能也在逐渐退化。

因为与北京的距离最近，很多资源都要集中到北京去。不仅如此，天津还面临北京带来的资源瓶颈，计划经济时代北京要发展经济，国家于是把首钢、燕山石化都放在北京。北京起步之后，天津此时也丧失了背后依凭的经济腹地优势，北京作为中心崛起并将之掘断，天津地位因此出现下降，最明显的标志是在1958年，天津被降级为河北省的省会。

解放后，沿海地区不再发展，因为天津是老工业基地，不但不发展，还要支援外地建设，所以很多工厂都迁址到三线城市去。据称，当时国家有153项计划项目，都没有安排给天津，天津处于一种被利用的地位。只出不进，作为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依河通海的城市，天津自此静默。当首都经济圈战略拉开之后，天津更加悄无声息，经济格局也迅速发生变化。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天津的发展得益于与北京的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天津的发展又受制于与北京的关系。当北京兀然崛起之后，天津一直是开风气却不领潮流，比如中国第一台电视，虽然是在天津产的，却被取名叫“北京牌”。第一块手表也是天津产，但最后地位不能与上海产品同日而语。

时至今日，有什么办法可以刺激天津复苏吗?

三年前一次会议上，履新天津市长的戴相龙表示，要拉近天津与北京的距离，以后无论走公路、铁路，两城之间到达时间不允许超过30分钟。当时在座的一位人士告诉本刊，天津的发展若不拉近与北京的距离，单兵突进将遇到更多困难，京津两地分别作为两个特大城市，距离如此之近是不多见的，二者发展必然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因此，必须在功能定位上错位发展。他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同步协调的发展，区域独立性会越来越弱，互补性将增强。

相关人士认为，天津很多时候是要服务于首都的，比如天津机场，定位就是北京备用机场。这是明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天津和北京要分工”。

天津正在恢复。近6年间，天津市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05年，天津又成为国务院确定的新时期第一个特区。据了解，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北京今后将专注于发展文化和第三产业，努力塑造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再作为经济中心存在；天津则会发展物流业和加工业，并涉足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以打造成信息集中、交通发达、智力密集的现代经济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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