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郑愈：惜乎，识者几希

郑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总务长，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等职。他对物理学的固体理论、天线理论造诣很深，堪称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

2015年是郑愈先生115周岁冥寿，是以为记。

1900年，郑愈生于浙江乐清县柳市镇象阳后横村。郑家家道不振，郑愈发蒙是靠上义学，“给有钱的族人磕三个头，给点赏钱这样上的学”。据郑愈的女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郑体容说：“父亲读书成绩很好，与苏步青先生是浙江艺文中学同学。那是所教会办的男中，排演英文戏时父亲饰演过女主角。”（郑体容讲述，岱峻专访，以下楷体所引皆同，不再标注）彼时，新学初开，但读经讲经风气犹存；虽增加了“物理化学”（当时合为一门）等实用性课程，但师资、教材与实验设备等都是问题。一留日归来的数学教师在课堂结束时说：“刻下救亡图存，须振兴科学。数理化是科学的开路先锋，有志报国者，务必学好数理化。”在座的学生里，苏步青后来成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郑愈成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

【负笈东洋，执教西蜀】

其时，科举已废，士子“莫不以留学利益相鼓吹，以游学为第一要务”。1918年，郑愈参加浙江省留日官费生考试，被录取。当时对日文要求很高，须达到听、说、读、写“四会”。据说，一起出国的有许多人是到东洋镀金的官家子。郑愈志在实业救国，选择工科，先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学电机，后到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念硕士，师事著名物理学家田丸卓郎、石原纯等。此时，他与同学苏步青又见面了，两人所学专业虽不同，但都以学成救国相砥砺。郑愈本可一直读完博士，但当时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朝野上下弥漫着战争烟云，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正逐渐变成军国主义战车的发动机。按照郑体容的叙述，“父亲属于中国，祖国需要他，于是踏上归途”。

1920年代前，留学归国的物理界学人不多，有北大的何育杰、丁燮林、颜任光，清华的叶企孙，燕京大学的谢玉铭，中央大学的施士元等。但多集中在京畿及东部城市。西部物理学界人才珍罕，群山阻隔的四川尤甚。

1928年父亲一回国，就收到施士元先生的聘书，聘父亲到中央大学教物理系……中央大学设备最为先进。父亲当然看重这份雅意。但觉得出国几年，对母亲有亏欠，想好好陪陪她。遂决意入川。母亲夏道一，是浙江瑞安人，外公曾是苏步青的启蒙老师。她从西湖艺专毕业后，也曾到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学西洋画与工艺美术。“蜀中有仙山，峨眉邈难匹”，母亲早就有峨眉写生的夙愿。

其时，留学日本的张澜执掌国立成都大学，急欲办成国内一流大学，针对巴蜀闭塞，人才引进困难的局面，提出“打开夔门，广纳英才”的口号，利用“庚款文化基金会”特聘教授的名义，千方百计延聘国内外知名学者。

张澜先生听说父亲是东大的硕士生，殷勤挽留，多次宴请，把聘书递到手上，还叫人扣下行李。就这样，父亲半推半就地接任成都大学物理系主任。母亲也在南虹艺专谋到教职。1931年，成都大学与成都高师、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父亲顺理成章地续任川大物理系主任。

那时父母工资高，父亲300个大洋，母亲150个大洋。他们先在仁厚街23号征了2亩地，修了座一楼一底的小洋房，斋号“瞻道”——父亲郑愈字“瞻韩”，取意崇拜韩愈；母亲名“道一”，故有此名。

1939年7月27日，100多架日机轰炸成都，隔壁房舍全被震塌，我们家纹丝不动，那栋房子是父亲设计的。刘湘故宅也在仁厚街。一年前，刘湘出川抗战病逝，后灵柩迎回川行国葬，哀荣备至。此时刘湘夫人（刘湘字甫澄，其妻外号“刘虎婆”）为把几处住房连成一片，托我们一个亲戚做中介，要强买我家的房子，价钱也还公道。最后在少城公园过房契签字时，父亲流了眼泪。

这年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程天放入主四川大学，遭到教授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袭道耕、何鲁之、冯汉骥等六十多人反对。他们认为，川大乃西南最高学府，在川学者多人具备校长资望，教育部未免视蜀中无人；再则党国要员主持校政，必然损害学术自由。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抗争。半年后，新任校长程天放以躲避日机轰炸为名，将川大迁到峨嵋山报国寺。多名教授借此走人，父亲则前往西安受聘面粉厂经理。

1943年川大迁回成都九眼桥新址。此时校长换了川人黄季陆，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知道父亲在国内物理学界的分量，力邀父亲回校，参加理学院的建筑规划设计，并任理学院院长。黄季陆，下江人口音喊他“忘记了”，又有人喊他“黄妈妈”，说他对学生像母鸡护小鸡。他兼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保护过一些左派学生，他对被拘押后释放的学生，也不歧视，体现出难得的人情味。

自古蜀道难。选择四川安居乐业，也就意味着疏离主流学界。此时中国的物理学界，已由“法东洋”变为“学欧美”。郑愈与物理界学人圈交往相对稀疏，如中国科学社及1932 年成立的中国物理学会，似很难见到他的行迹。

【厥功甚伟，择枝而栖】

四川大学是全国最早的13所国立大学之一，黄季陆在校长任上，筹集资金，扩建校舍，延聘名师，增设院系，曾立下把“川大办成全国以至全世界完善之学府”的誓言。理学院院长是不可或缺的顶梁柱。郑愈任上，1944年川大理学院先后增设土木水利系和航空工程系。其时，成都机场密布，环城有大小机场十几个；1942年在成都成立第三飞机制造厂；航空教育，有从外地迁来的成都空军机械校及空军通信学校。于是，“造就航空工程建设人才”的航空工程系应运而生。此时的郑愈，是中国尤其是西南物理学教学权威。他的知识背景宏阔，讲授概念清晰，举重若轻，在战时中国培养出一批硕学闳材。如中国现代固体理论物理学和理论磁学开拓者之一、中科院院士李荫远，光学教育权威郭履容、张万航等。

1946年初，郑愈荣获国民政府颁授的“抗战胜利奖章”，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颁发对象为“抗战期间著有勋劳之中华民国官民，暨对我抗战有贡献之外籍人士”。郑愈的女儿郑体容告诉笔者：“据父亲说，奖章含金量达90%。一解放，父亲就赶紧把奖章送到金店融化了。父亲害怕的是上面有青天白日旗。按说应该保留下来，那也是一段应当铭记的历史。”

1948年底，郑愈到距离成都近两百公里的乐山，接任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现为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职。按照国府1948年1月12日颁布的《专科学校法》，国立专科学校校长由国府教育部任命。国立中央技专是当时仅有的20所国立专科学校之一，笔者蠡测，宁为鸡头不做凤尾，这或许是郑愈离家赴乐山的一个原因。殊不知接手的是个烫手山芋，这所战前筹办、1939年成立的高校，错失了国府迁渝时的发展机遇。校舍与教学设备简陋，实习和科研，仅以嘉乐纸厂、川南保险伞制造厂等为实习基地，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仅有“改良蚕种”，及“全华酱油”“乐山里香”甜酒等研发产品。郑愈上任半年，经费成了最大难题。遥想郑愈当年，怎一个愁字了得。

1949年12月16日，中共军队占领乐山。1950年元旦，乐山各界隆重庆祝解放，国立中央技专校门口贴出一副对联“没有中国共产党怎能产生人民解放；缺少科学的研究鲜克完成工农建设”。当天乐山各界人士庆祝的万人大会上，郑愈校长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当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更名为国立乐山技艺专科学校，隶属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由原校生物学教授兼校秘书唐世鉴任主任委员。郑愈奉调去职。

回首乐山岁月，可堪告慰之事，风雨飘零中也培育出一批好苗子，如1950年化工专业毕业的农家弟子李俊贤，后为中国火箭推进剂的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苦撑待变的郑愈，在历次交代的履历上“校长”一职前，不得不填上一个难堪的“伪”字。

【奉调入京，献身内蒙】

按照郑体容的说法，郑愈人去了乐山，川大仍保留着他的职位。而当初挽留他留在四川的张澜，此刻再伸援手，助他上调北京：

当时，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川大点了几员干将一起带到北京，记得有化学系的曹世吾、化工系张汉良、机械系黎宽和我父亲。父亲在华北大学（后为北京工业大学，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系任教。

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院系调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郑愈踉踉跄跄，涉险过关。而轻车熟路的物理教学却变得困难重重。其时，全国高校照搬苏联教育模式，郑愈原来所学的“帝国主义文化”遭到批判，连英文、日文也被废除，得从头改学俄文。大学物理学教材也移植苏联，用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本来不错，但内中充塞着民族主义与政治宣传，如将举世公认的许多科学贡献统统说成是苏俄的，物理书还有“斯大林教导我们说”等字样。郑愈不断调整自己，以不至于掉队，固守那方教席。

1957年5月，由20名日本物理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团长是东京教育大学校长朝永振一郎，副团长有山兼孝是日本物理学会会长，他与郑愈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窗好友。有山兼孝向中方提出请郑愈作全程陪同，这也是有关方面所希望的。于是，郑愈参与访问团全程活动，还与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等作为中国代表，与日本同道举行了数场关于集体运动、统计物理、原子核物理、基本粒子、宇宙线等问题的座谈会。其间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这次意外的同学见面，不知郑愈作何感受。其时，反右斗争炽烈如火，或许他最大的幸运是躲过了一劫。

这年10月，内蒙古大学成立，首任校长由国务院副总理、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兼任。生物学家、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李继侗担任副校长。此时，57岁的郑愈作出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离开京城，远去内蒙。

内蒙古大学理科当时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此时的郑愈，教学早已炉火纯青。他把普通物理学的知识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大到宇宙行星的运行轨迹，小至天空、海水之所以泛蓝色的原因，都以形象生动的例子一一阐释，使枯燥的物理课变得趣味盎然。

人有多面性，私人领域的郑愈，也有些磕磕绊绊。已是桑榆晚景的大女儿郑体容，说起当年的家事，已如风过无痕：

母亲当年与父亲一同赴京，但不久又回成都。北京成都父母两地分居，必然是感情出了裂痕。有段时间，母亲过去在女师教过的一个女生在我们家出没，她后来给父亲写信，愿意伺候父亲。父亲把她介绍到科技出版社工作。她比父亲小19岁，原来的丈夫是国军的一名副官，死在大牢里，留下七八个孩子。由父亲供养那些小孩上学。

母亲在成都地方国营绫花厂写生车间搞设计。她设计的作品《望江楼公园》和《毛主席故乡——韶山》在全国获过奖。父亲与母亲没办离婚手续，他还一如既往地给我们寄钱。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四姊妹都完成了大学教育。老二郑体菁，毕业于成都工学院；老三郑体平，北京清河毛纺厂毛纺大学毕业；老四郑体成，北京钢铁学院毕业。我是老大，四川大学物理系1956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先生潘家轺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直到“文革”爆发，父亲一直担任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主任，内蒙古物理学会会长，兼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内蒙古第三届政协委员等职。一度，他的老朋友周培源、钱三强等提议他回北京，他笑笑说已习惯了，并称有信心把内蒙古大学物理系建成中国最好的物理系科。

郑愈的话也非虚言。天高野茫的内蒙古，物理科学大有用场。1958年，新成立的中科院内蒙古分院以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为依托，创立无线电电子学研究所；物理系随之办起科学仪器厂（后为内蒙古电子仪器厂）。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将原子弹爆炸的示波器列为禁售品。凭着苏联专家留下的几幅黑白照片和一份使用说明书，研究所及电子仪器厂经过半年的会战，研制出多种示波器，列入我国电子仪器产品目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参与此次试验的单位发贺电，内蒙古电子仪器厂榜上有名。而此事最初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也不知情。其后，又完成另一重要任务，研制出用于原子弹、氢弹爆炸用的高压脉冲螺旋扫描照相记录的高压示波器……这一项项高科技成果，凝聚着内蒙古大学众多科研人员的心血，当然不会没有物理系主任郑愈。

众所周知，发展核武，极为保密，人们能说出来的不过是邓稼先等少数几个名字。回顾起步之初，内蒙古电子仪器厂总工程师刘金铸说：“当时物理系的讲师都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几所院校调来的，我来自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系主任郑愈教授是从北京工业学院调来的，实力不弱。”

当时，远方的儿女无时无刻不牵挂远在大漠草原的父亲。郑体容说：

那个女的及她的几个孩子也跟着父亲去了内蒙。她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做校对。但上天对她太不公平。到了“文革”后期内蒙与苏联很近，战备深挖洞，一天洞子突然坍塌，她的三个孩子被压死。1972年她也死于肺癌。

父亲晚年身体不好，最后死于误诊。1979年，父亲住院，他本来有糖尿病，医生输液给他输葡萄糖，体内酸中毒。我们赶去，父亲已停止呼吸。我们写了大字报：“庸医杀人——郑愈教授惨死”，最后被劝阻了。父亲的追悼会规格很高，乌兰夫送了一个最大的花圈。父亲身后，他的5000多册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母亲1983年去世。其后，我们在华西后坝中学路39号的郑家花园，因四川教育学院扩建征地被拆迁，赔了我们五套房子。要是郑家花园保留下来，也算成都的一个名人故居。

2011年12月7日，浙江乐清柳市镇象阳后横村的郑愈故居被列入乐清市首批重点历史建筑名录。然而，即使在物理学界，今天恐怕已很少有人知道“郑愈”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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