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剪纸载体转化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集审美与实用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它不仅能够集中反映中华儿女最本源的精神寄托、审美品质和生活情趣，而且能够体现劳动人民的才智。由于其独特的装饰性，中国民间剪纸在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喜爱。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中国民间剪纸的载体发生了转交，它出现在不同领域，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对中国民间剪纸的载体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有利于中国民间剪纸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中国民间剪纸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变化和发展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剪纸装饰性载体转化

一、中国民间剪纸传统载体述要

中国民间剪纸是集审美和实用为一体的传统艺术形式。其典型特征即为装饰性。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中历来扮演着装点生活和净化人们心灵的角色，民间剪纸作为民俗艺术的重要载体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艺术史中，采用正负形标记的艺术手法在原始彩陶、商代的青铜器、镂花夔凤金箔片、汉画像石艺术中已经被广泛使用，这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手法十分相近，这些充分体现正负形镂空艺术在生活中的诸多层面的作为装饰被广泛应用。真正的剪纸产生后，剪纸作为装饰品常被应用于日常生活、节日、红白喜事等鲜活的民俗事务形象中。

195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墓出土了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期的五幅团花剪纸，它们分别是对鹿、对马、对猴、八角纹、忍冬纹团花，这些形象在古代丝绸之路、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仍然流行，象征万物繁衍、生生不息生命哲学内涵。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墓区还出土了一幅唐代剪纸，呈7个人形排列成行；墓葬里同时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纸钱，除了装饰功能之外，与唐代的剪纸招魂的巫术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唐代开始，剪纸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宋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市井景象。平民阶层不断壮大，民间剪纸易得、美观的特性能够迅速满足人们对美的精神需求。据记载，民间剪纸花样作为刺绣的蓝本被装订成册在集市上出售，它和刺绣结伴而行，美化着人们的服饰。另有吉州窑瓷器上的剪纸纹样为剪纸的载体提供了新的物证。元代出现了一些构思完整的剪纸作品，为平静的生活增加情趣。节日中尤为盛行灯笼花，剪纸作为装饰物屡见不鲜。在明代，曾出土以剪纸作为装饰的扇面。清代，故宫坤宁宫是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的圣地，至今还贴有光绪皇帝成婚时的剪纸。清末民国以来，剪纸的花样、熏样等实物传世数量很多，结合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民间剪纸伴随着载体的不同也在出现新的变化。

二、中国民间剪纸载体变化进程

20世纪30年代，山东烟台毓璜顶剪纸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从内容看，毓璜顶剪纸以宣扬基督教为主，同时对胶东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描绘。其中介绍基督教信仰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围绕圣诞主题，制成圣诞卡、新年贺卡。另有一部分作品制作成人席名卡、月份牌、签到簿、纪念册等。虽然毓璜顶剪纸在形式上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但作为民间剪纸的载体有了新的尝试。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民间剪纸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的需要逐渐辐射到生活中更加广泛的领域。

（一）书籍插图

如果说山东烟台毓璜顶剪纸在内容上做了新的尝试，那么解放区的民间剪纸将这一点做了更进一步的推进。革命艺术家积极思考如何将剪纸艺术应用到新的领域中。古元、陈叔亮、夏风等左派艺术家在解放区及共和国成立之初将民间剪纸应用于书籍装帧设计中，而且他们还认识到，剪纸可以应用到地毯设计、花布设计、陶瓷装饰、新年贺卡等日常用品的装饰中。

民间剪纸作为书籍插图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广泛流行。1956年，林曦明为《四川儿歌》作剪纸插图，1957年他还为诗集《浪花》作剪纸插图。其中《浪花》的剪纸插图受到著名画家司徒乔的鼓励和好评。之后他还为很多书籍配过插图，如《打虎的故事》《聪明的兔子》《香市》《革命红旗满山岗》等，在美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9年到1960年期间，著名版画家邹雅为李季的诗集《杨高传》三部曲配剪纸插图，这些带有西北民间风格的插图成为他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岳文义为《长胡子爷爷变媳妇》《柳树枝挂月亮》等书配剪纸插图，同样受到读者的喜爱。

“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奋发图强精神和巨大干劲儿，必然通过他们口头或文字的创作表现出来。 “诗言志，歌咏言”，尤其在1958年10月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各地区从大人到孩子都在写诗，大搞赛诗会，目标为“每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于是，各地出版了很多诗集。剪纸为诗集配插图，如：玉筠、陈莳香、慈旭等为《1959上海民歌选》中配剪纸插图，申沛农、张鹤鸣、滕凤谦等为《北京民歌选》配剪纸插图。

另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歌与画》第四辑《喜报写不完》和第五辑《颂革新》中采用一首诗对应一张剪纸的形式，打破了剪纸作为插图的从属地位。《歌与画》在选取剪纸作品时，考虑到读者普遍的审美取向，剪纸作品多为易于读者接受的较为写实的风格。如：浙江乐清地区的黄勤娥、山东地区的孙汝梅、贺艺民等人的作品。

令民间艺人扬眉吐气的当属扬州剪纸艺人张永寿为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集所配的剪纸插图。当时，郭沫若为配合毛泽东在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了101首咏花诗，出版诗集《百花齐放》，这些诗中很多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担负着沉重的使命。

张永寿的《“百花齐放”剪纸》虽然是扬州传统的绣花样子，但由于与郭沫若的百花诗结合，剪纸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功能，成为宣传文艺政策的剪纸。由于这本诗集的剪纸插图受到文化精英的关注，使民间剪纸提升到主流文化的地位。郭沫若为张永寿剪纸题诗：

扬州艺人张永寿，剪出百花齐放来。请看剪下出春秋，顿使东风遍九垓。

“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剪纸作为插图出版的书籍相对较少，以反映儿童题材的书籍为主。如申沛农等为儿童书籍配插图。

（二）剪纸连环画

1949年12月，上海杂志公司刊行李元等人作的《剪纸艺术》，编者阐述了剪纸作者对于剪纸艺术探索的观点。李元将始自延安并流行于全国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创作成剪纸连环画，共19幅。这是首次出现篇幅较大的剪纸连环画。民间剪纸作为连环画是一种新形式的转换，同时民间剪纸也出现了新的载体，正如编者所言“自然我们有了新的——用新观点，表现新内容的新剪纸，一定会得到群众的喜爱……无疑问的这些剪纸还是很幼稚的……不过这些剪纸仍是个初步的尝试……”

在进行了新的尝试之后，剪纸连环画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行，如：1956年由张侯光创作、改编自民间故事的《英雄小射手》和由韩伟、张侯光、屠宝权创作的《两棵丁香花》。这些连环画既有传统民间故事弘扬正气和英雄主义题材，又有通过表现美好真挚的伟大爱情进而歌颂人民军队的题材。另外，张侯光创作的《枣》主要宣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慰问志愿军的故事。这批作品由于内容健康向上，艺术形式为读者喜闻乐见，所以在当时大有流行之势。

但是，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得“大跃进”及“文革”时期剪纸艺术家在剪纸连环画的创作上少有建树，多以结合当时的政治号召，以宣传和教育作用为主要目的。如张登山、杨起文创作的《小兽医》，主要表现知识青年张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小兽医的故事。

国家改革开放后，传统艺术回归人们的视野，剪纸连环画重新焕发青春。高校教师、现代艺术家、剪纸艺人纷纷投入到剪纸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对剪纸连环画进行不断探索，运用传统民间套色、染色剪纸的手法表现经典名著、民间传说、成语故事和童话故事。这些剪纸连环画有些构图严谨、造型活泼，有些场面宏大、形象写实，令人赏心悦目、耳目一新。剪纸连环画历经了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低谷到逐步复苏的阶段。

（三）剪纸片

剪纸片的出现，将民间剪纸推向银幕，开创了剪纸动态表现的新领域。1958年9月，剪纸片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研制成功，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以调侃的风格与观众见面了。《人民日报》《美术》杂志均对剪纸片给予了关注。张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不仅为我国年轻的电影事业增加了一个新品种，甚至为世界电影事业增添了新的一页……更重要的是，使美术电影的民族风格更加鲜明。”《美术》1960年第3期用彩页印刷《猪八戒吃西瓜》和《渔童》的剧照，在一篇名为《颂美术影片大跃进》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剪纸片《渔童》： “取材于劳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掠夺的义和团时期的故事，思想内容很好；在造型设计和表演上，发挥了美术电影艺术技巧的特长，民族特色浓厚，其中渔童的造型和动作尤其博得好评。”

剪纸片的艺术魅力是通过剪纸的造型语言和电影技术的巧妙结合产生的。剪纸片研制之初.万古蟾等人专程去西北等地考察民间剪纸，吸收了民间剪纸和皮影艺术在造型方面的精髓，并加以发展，使它既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又能被现代人接受。后来，剪纸片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1961年《人参娃娃》获民主德国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荣誉奖；1964年《金色的海螺》获印尼第三届亚非电影节卢蒙巴奖；同年11月，《差不多》获德国第十届图尔国际短篇电影青年奖。这些成绩为后来剪纸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剪纸片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新作产生。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剪纸应用于影视传媒作品已经广为观众熟知。

（四）装饰壁画

由于民间剪纸的造型特点与装饰壁画相似，所以装饰性较强的大型剪纸作品被频繁地应用在装饰壁画上。如：烟台地区曲青棠的剪纸被改创成壁画装饰在多家宾馆酒楼内，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林载华、张拔、潘保琦、邓本圻等创作的大型剪纸《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成为广州花园酒店大堂壁画，佛山剪纸艺术家陈永才的作品《佛山秋色盛会》被装饰在佛山宾馆大堂。

（五）藏书票

藏书票发源于15世纪的德国，后传人日本，20世纪30年代传人中国。1950年代开始剪纸藏书票在中国出现，代表人物有蔡雅新和黄泰柏。蔡雅新创作的剪纸藏书票风格独特，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末期，分别有两次全国性的剪纸藏书票展览，极大地带动了剪纸藏书票的发展。剪纸藏书票表现题材广泛，是藏书票爱好者钟爱的艺术形式。

三、中国民间剪纸载体转化的总结

中国民间剪纸随着时代更迭发生了诸多的改变。物质材料的改变使得民间剪纸的载体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表现形式也与之前有很大的差异，由自发的情绪表达和情感宣泄来装点生活为主的功能，过渡到生活的多个层面。

民间剪纸载体早在解放前就发生了转变，关于这个问题，1951年9月王镜明在《最近我在剪纸中的点滴心得与体会》一文中也曾写道： “在农村剪纸中没有见到方框的，如果把这种方框形式用到刊物上当报头、扉页、插图是很适宜的。”由此可见，民间剪纸载体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变革而转换。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接管民国时期陈旧的印刷设备，当时的印刷技术以凸版印刷为主，对于彩色图片和过渡色较多的图片印刷起来有一定难度，经常发生套版不准、色彩混淆的情况。剪纸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书籍报刊插图的主力军。首先，由于剪纸以正负形对比为主、边缘轮廓线清晰，能够满足相对落后的印刷技术。其次，剪纸作为插图要求印刷色彩相对单一，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第三，新的生活内容日新月异，剪纸创作快捷方便能够满足出版物宣传及时更新的需要。

“文革”结束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印刷技术迅速提高，印刷品已经从原来的凸版印刷变为激光照排彩色印刷，这大大地提高了印刷品的精度。剪纸作为印刷品中插图装饰曾经的“重臣”在这个阶段开始悄无声息了。仅以1978年的《美术》为例，全年的插图全部由原来的以剪纸为主改为黑白画。报纸上的插图也慢慢丰富起来，逐渐有国画、油画出现。剪纸作为装饰、烘托、渲染气氛，只在节日里出现。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审美疲劳的因素。

山东剪纸协会原会长鲍家虎先生说：“解放后，报纸插图大量用剪纸，因为剪纸制版很方便，用一块版就行了，很轻松。我在艺术馆的时候订了一份剪报，是全国的报纸上剪纸作品的剪报，作品每天像雪片一样寄来，可见那时候剪纸在媒体上应用是非常多的。那时候作者也很多，虽然稿费低，也就2块、3块的，但是有一点稿费也是能刺激一下的。现在的报纸都是彩色的了，中国画就多了。剪纸就很少有了，剪纸什么时候有？就是春节的时候有。平常就不用剪纸了……”

中国民间剪纸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更新着自身的面貌，由最本原的为衣食住行作装饰辐射到当下发生改变的现实生活中。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催生着中国民间剪纸载体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还能真实再现生活。以民间艺人为主体的创作群体过渡到以主流艺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为主体的创作主体，无疑使作品的视角与时代所倡导的主题精神息息相关。创作者积极探索践行着如何将民间剪纸的装饰功能应用得更加广泛。

无论中国民间剪纸如何变化，对于它的载体进行梳理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引导我们重新思考民间剪纸在时代的变革中展现出来的不同面貌和载体变化的原因所在。由于文化及物化载体的不同，使其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民间剪纸不仅仅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也成为宣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时代风貌的重要工具。无论民间剪纸作为书籍、报刊插图，还是剪纸连环画；无论是剪纸片造型素材，还是藏书票艺术形式；无论是纸上印刷，还是墙上壁画。或大或小、或动或静，它的装饰性功能在时代转型中并没有被淹没，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它既承载着传统民间剪纸的装饰性特征，又在中国社会发生变革、文化转型的特殊时期内找到了自身的载体，不仅对于研究民间剪纸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研究艺术的载体转换提供一个完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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