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要我回北京教书,我说要留在湖南找矿

我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本科学了5年的金属与非金属勘探专业，研究生学习的是反射性找矿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白云鄂博，从事稀土和放射性找矿工作。恰在此时，湖南省地矿局点名要我过去。1961年和1962年我曾在湖南省地矿局实习两年，他们对我印象很好。

1964年元月，我来到湖南，立马到株洲414队攸县铀矿找矿分队去工作。

这是一个山沟，交通极差，条件也差。

1965年，我岳父要我回北京地质学院教书，因为我爱人、孩子都在北京。但我拒绝了，说要在湖南找矿。同年，我爱人带着孩子，不远千里来到湖南，从此一起在地质队工作。

直到现在，虽然退休很多年了，我都没有脱离找矿的事业，找矿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在这几十年的找矿生涯当中，有几件事情印象深刻。

三次会战

三次找矿会战都发生在文革期间。所谓会战就是抽调各地质队的骨干，组成一个临时的战斗团队，打一个找矿的攻坚战。

不过，实际上这三次找矿的效果都不是很明显，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第一次是1970年洞庭湖钾盐会战。当时中南石油局在岳阳洞庭湖打石油钻井，从中取岩心回来分析，在用强酸氢氟酸溶解岩芯后，发现其中含有3%左右的钾元素。这个发现让当时的领导非常兴奋，说我们国家正缺少钾盐，这里的钾元素含量那么高，可以探出一个钾盐矿藏来。

于是，湖南省地矿局的领导就把414、417和408队的技术骨干抽调几个出来，搞一个钾盐会战。我是414队的，被抽调到钾盐会战组了。

到了洞庭湖后，我们钻井取岩芯，用水溶后发现，含量只有万分之几。我们才知道，当时的领导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那就是，用氢氟酸溶盐出来的是岩芯的成分，有钾元素不代表就会有钾盐，而真正的钾盐是溶于水的。

我们将分析后的结果给当时的领导看，但领导还不死心，又叫我们去常德汉寿县打井，看是否有收获。结果自然是没有。

第二次是1973年常德石门县东山峰的磷矿会战。这次会战是响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号召：“加快湖南磷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抽调了414、403、402队的技术骨干，我任414队的技术负责人，后来的地矿部部长宋瑞祥任三队技术总负责人。

这次会战也持续了一年之久，找到了一个超过3亿吨的特大型磷矿床。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贫矿，需要选矿，而东山峰交通不便，原来打算建设一条从石门到东山峰的铁路来运矿石，但因为成本太高而作罢。

所以，这些磷矿资源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发，只有当地老百姓在小打小闹地开采。

第三次是1975年安化县白钨矿会战。这次会战的过程和命运与石门磷矿极为相似，都是发现了一个大型矿床，都是贫矿，最后都因开采成本过高而放弃利用。

湘南地质队纪事

1985年，我担任湖南省地矿局代总工程师。同年底，局长找我谈话，说要我去湘南地质队（如今的湘南地勘院）任队长。我说我一直是搞技术的，哪里懂什么行政啊。

局长说，这是党组定了的。我说，既然党组定了，我就去吧。

在去湘南地质队上任之前，我用了3个月时间，跑遍了所有分队，跟所有机关工作人员都聊过天，以便了解情况，得知这个700人的大地质队，对外营业收入才28万元。当时正是各地质队放活机制的时候，鼓励市场化经营。我脑海中盘好了几个对策。

1986年春节过后，我就正式上任了。虽然在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却做成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件是通过勘探资兴市石灰岩，为队里创收了72万元。这其实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当时，这个业务一直是资兴市建材局下属的一个地质队在搞，我去找局长谈，局长说，我们的地质队出价50万元，我当即就说我们49万元，但如果保质保量完成，你们要奖励5万元，同时超出你们的找矿目标，要按吨给奖励。局长答应了。

最后，我们提前完成任务，找到了3000万吨的石灰岩矿，他们的目标是1000万吨，超出2000万吨，所以，最后拿到了72万元的报酬。

第二件是，帮郴州桥口铅锌矿找矿，得了40多万元。

第三件是，兴办锅炉清洗剂厂。

第四件是，自己办矿。这是当时政策条件允许的，和郴县一起合办了一个白钨矿厂。但是，因为我第二年就走了，这个厂子就被当地收回去了。

这一年，湘南地质队的收入超过了两百万，是上一年的近十倍。

芙蓉矿田与危机找矿

1997年5月，湖南省地矿厅批准我退休，但是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湖南省地矿局的总工程师，因为湖南省人事部门是一个月审核一次退休人员，我被排到了当年的8月份。

中间还有3个月的空闲时间，我就到湘南各地质队去转转。

来到骑田岭的时候，我问他们在做什么项目，他们说在搞锡矿的申报。我一看，准备申报的3个锡矿都是3到5万吨的中大型矿，都属于同一个构造带。于是我说，你这样申报效果不会很大，还不如将这3个锡矿合成一起申报一个特大型的矿田。所谓矿田是指地壳上的某一含矿地段在成矿地质背景、物质成分和成因上相近似的一系列矿床和矿点。这里符合矿田申报的标准，而且可以申报一个特大型矿田。

最后按照我说的申报到地质矿产部了。地质矿产部的领导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突破性进展。

退休之后，我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

2000年，我从美国回来，他们邀请我做骑田岭锡田矿区的顾问，我一口就答应了。一忙，就忙到了2005年。

同样是2005年，郴州桂阳宝山矿宣布破产，准备以大约700万的价格低价拍卖，但没人要。于是，他们找到我，说要搞危机矿山找矿。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帮他们找到了一个70余万吨的超大型铅锌矿、10万吨的铜矿还有少量的银矿，最后，被某集团以3亿元入股。

危机矿山找到新矿，极大地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后来的黄沙坪矿区也差不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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