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样子好莱坞电影中的俄国人

计划》(Jet Pilot)、《玻璃丝袜》(Silk Stockings)到《莫斯科先生》(Moscow on the Hudson),都是在侮蔑共产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因为好莱坞电影工厂的老板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最成功的资本家。

1939年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异国鸳鸯》是一部浪漫喜剧片,故事发生在完全美国化的巴黎,嘉宝饰演的冰美人、苏联女干部妮诺契卡因工来到巴黎,禁不住“资产阶级的含情脉脉”,终于融化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人:贪喝法国香槟、身穿晚礼服出入夜总会、欣赏法国音乐,活像一个寄居巴黎的俄国流亡贵族。

回到苏联后妮诺契卡日夜思念巴黎的好时光,最后被男主角——一个巴黎社交圈的花花公子所解救,再次投入到“自由世界”的怀抱。《莫斯科先生》则是俄国导演保罗•莫索斯基(Paul Mazursky)的作品,讲一位在马戏团吹萨克斯管的苏联同志随马戏团去美国演出后“投诚”的故事。

像保罗•莫索斯基一样,在好莱坞发展初期活跃着许多俄国革命前后离开或逃亡的移民,他们中有些人反对苏联,有些人支持苏联,这些人作为导演、演员、作曲家、剧作家、服装设计师和摄影师,帮助好莱坞把俄国和苏联呈现在美国观众面前。

罗曼诺夫家族

从好莱坞诞生之日起,俄国和俄国人便是它银幕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俄国故事层出不穷、主题花样繁多,但各个时期好莱坞的喜好和态度差异很大。在电影工业早期,俄国贵族的命运是好莱坞最爱的主题,而关注最多的是末代沙皇一家的故事。

统治俄罗斯300多年的罗曼诺夫家族,传至尼古拉二世时,拥有世界1/10的领土和300亿美元的财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随后全家被辗转囚禁在叶卡捷琳堡。1918年沙皇全家被苏维埃政府秘密处决,遗体被运到郊外密林中焚烧掩埋。

末代沙皇一家,曾经是世界上最显赫、最富有、最令人艳羡的皇室。美中不足的是王位继承人阿列克谢患血友病,痛苦不堪,无人可治。拉斯普丁是个半僧半俗的通灵人物,每次拉斯普丁一到,阿列克谢就立即好转。于是这个疯僧得以接近权力中枢,干涉朝政,后被俄国贵族刺杀。俄国皇室的迷人魅力和悲剧结局,以及他们与拉斯普丁的纠葛本身就是绝妙的好莱坞素材。

这样的传奇自然得到好莱坞的青睐。因为敌视布尔什维克政府,好莱坞把尼古拉二世的形象浪漫化,塑造成革命的牺牲品和感人的悲剧人物,有意忽视他在政治上的无能。

极端美化和同情俄国皇室,正是好莱坞敌视共产主义的另一面。在很多美国电影中都强调诺曼诺夫王朝的虔诚信仰,用来对比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宗教的残忍迫害。有关诺曼诺夫皇室和拉斯普丁的电影中拍摄最成功的是1932年发行的《拉斯普丁和皇后》,这是三个巴里摩尔,约翰•巴里摩尔、埃塞尔•巴里摩尔和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三人同时出现的唯一一部电影。另一部有影响的影片是《俄宫秘史》(Nicholas and Alexandra)。

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生机勃勃、辉煌灿烂的凯瑟琳大帝也吸引了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的关注。有关凯瑟琳女皇最成功的电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大师之一,德国人约瑟夫•冯•斯坦博格拍摄的《放荡的女皇》。《放荡的女皇》毫无疑问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就三十年代的电影而言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是有关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的传说,传说她在暗杀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化装之后成功逃离苏联。在欧洲和美国,好几个女人都声称自己是安娜斯塔西娅,其中安娜•安德逊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冒名顶替者,甚至得到罗曼诺夫皇室很多幸存者的承认。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重新找到并经DNA检测,这桩俄国最大的迷案才水落石出。

甚至在俄罗斯证实其死亡之后,有关安娜斯塔西娅奇迹般的幸存和随后的生活都构成了一个不衰的童话,对美国观众尤其有吸引力,因为美国人对欧洲的贵族政治传统既嘲弄又羡慕,安娜斯塔西娅寻求身份确认的努力和愿望也是人类的普遍需求,很容易引起美国观众的共鸣。有关安娜斯塔西娅的所有电影,包括1997年的迪斯尼动画片都和历史事实无关,这些电影中最成功的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真假公主》(1956年)。这部电影的情节与同年在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剧《窈窕淑女》,不无相似之处。

布尔什维克时代

整个20世纪,好莱坞堪称苏联和美国关系的晴雨表,两国关系的风吹草动都能从银幕看出来。20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大萧条的时期,美国人对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感兴趣。很多著名制片人试图拍摄以在苏联5年计划中参与建设的美国工程师为主角的电影,但是都没成形,因为无法预料美国观众会不会接受。

二战期间,好莱坞电影中的苏联完全变了样,一旦美国和苏联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成为同盟国,再贬低讽刺苏联人和共产主义就变得不合时宜了。罗斯福政府认为至少从当时来看,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更大。1941年末,罗斯福政府和战争信息局的代表知会好莱坞电影工厂的头头们,督促他们尽快拍摄新的电影,让美国公众更好地理解“我们新的盟友,苏联和苏联人民”。

好莱坞的老板们很愿意配合,随后的4年里,大多知名电影公司都拍摄了支持苏联的影片。东欧出生的犹太人、好莱坞制片人山姆•戈德文,既痛恨纳粹的反犹主义也厌恶苏联,但他最后选择支持苏联人。这些支持苏联的好莱坞电影中最著名的有华纳兄弟公司的《莫斯科任务》(Mission to Moscow)、《北极星》(The North Star)、《光荣的日子》(Days of Glory)和《俄罗斯之歌》(Song of Russia)。这几部影片都表现苏联军民在卫国战争期间的英雄事迹,苏联农民、游击队和普通士兵无不勇敢、善良。他们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面对纳粹英勇抗战,献身保国。

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美国进入历史上空前的反苏时期,反苏情绪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和偏执。那些二战中拍摄了支持苏联的影片的公司开始受到来自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攻击,他们声称要清除共产主义在电影工业中的影响。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立案调查了《莫斯科任务》《北极星》和《俄罗斯之歌》的主创人员,认为他们从事反美宣传,并在1952年正式传讯了《北极星》的编剧赫尔曼,审讯她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已经在好莱坞工作了几十年的俄国导演和演员,因为害怕迫害被迫逃亡欧洲。1946-1962年好莱坞俄国主题的电影急剧减少。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把俄国作为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斯特拉达(Michael Strada) 和哈罗德•特帝柏(Harold Troper)说的那样,此时在美国人的意识中,俄国人变得与苏联体系不可分割。在原子武器和太空探索上的与美国竞争是这一时期俄国人的新形象。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渐渐崛起。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好莱坞银幕上的俄国人开始传达一种新信息:俄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原子武器的牺牲品。这是库布里克导演的黑色喜剧《奇爱博士》传达的情感,也是1963年邦德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要说的主题。

《奇爱博士》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讲述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某战舰舰长得到一个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假情报:苏联研制出了某种杀伤力极强的终极武器“世界末日装置”,这个装置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体。这一谣言在西方的高层领导人中引起恐慌,在进行了多次圆桌会议后,美国决定先发制人,用十倍于对方的武器向苏联进攻。美苏双方由此进入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

在《来自俄罗斯的爱情》中,大反派不再是苏联人,而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该组织为了自己邪恶的目的挑唆两国关系,妄图渔翁得利。作为英国特工的邦德和苏联间谍非但没有互相残杀,而是共坠爱河,数次死里逃生,最终顺利脱险。这种反应“俄国人同我们一样”的观念同样见于加拿大导演诺曼•杰威森1966年的反战讽刺电影《俄国人来了》。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银幕上的俄国人又回到了反派的老套路上,《天狐入侵》、《洛奇4》和《兰博3》集中表现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里面的苏联人程式化、脸谱化,呆板而邪恶。

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开放、改革和苏联解体以后,这样的俄国人形象一直占据好莱坞电影的主流,不过稍有改变,坏人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俄罗斯恐怖分子、腐败的石油巨头和黑社会头子。这样的电影还有《圣徒》、《空军一号》、《一级戒备》(The Sentinell),《谍影重重之波恩的身份》等等。

2007年大卫•柯南伯格的电影《东方的承诺》(Eastern Promises)就讲述俄罗斯地下黑社会全球犯罪网的活动:一个14岁的俄罗斯少女因难产而死在伦敦一家医院,俄裔助产士安娜觉得事有蹊跷,暗中调查少女的来历,却发现一个掌控着整个伦敦地下色情网的俄罗斯黑帮……看来考虑到好莱坞电影的习惯和传统的巨大力量,俄国人的敌人形象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不过其实苏联也同样把电影作为武器攻击美国这个老对手。苏联导演亚历山大洛夫的电影《大马戏团》便是苏联版的《异国鸳鸯》。

在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希腊悲剧的教授曼德尔松,曾以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为例谈该如何再现历史:埃斯库罗斯曾参加过波希战争、并在战场上失去了兄弟,但他剧中并没有讴歌希腊人的英勇,相反他以敌方波斯人的宫廷为背景展开自己的故事。他希望雅典观众超越自己的立场局限去同情敌人的命运,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观照人类普遍的命运。与希腊悲剧相反,好莱坞却擅长把意义深远的历史简约为肤浅的政治教化。

所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说,回顾“冷战”电影,虽然美、苏上个世纪生产了大量历史片,却没能悲剧性地再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些影片只专注于宣传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对垒,却不愿从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上,思考在对抗硝烟中的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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