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纪录片《南京》的叙事策略

［摘 要］ 《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该片在力图“客观陈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放弃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照片等程式化的传统纪录片手法，主要采用亲历者“个人记忆”法作为全片的叙述重心与指向，以第三者（中立方）的身份与视点揭露事实，选取事件中最有特征的关键人物作为支撑点，以故事化的叙述形态感染着和影响着中国观众对历史人物的审视眼光与认同情怀，也制约着观众的视野和态度。

［关键词］ 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个人记忆；故事化叙事

《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①该片出品人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邀请曾两次获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联合执导。《南京》主要改编自张纯如作品中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侧重表现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在南京城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中国平民的几位善良勇敢的西方人士，其中有德国商人、《拉贝日记》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 Rabe）以及美国传教士乔治•费奇（George Fitch）、明妮•沃特林（Minnie Vautrin）等人，回忆讲述他们建立安全区（Safety zone）的过程和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该片从创作伊始就受到全世界关注，并在2007年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同年，该片在中国内地院线公映。如果说，该片在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少有美国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的话，那么，它能征服中国的观众，则表明其在尊重历史的思想基础之上，通过亲历者“个人记忆”的多重展现、第三者“中立方”叙述视角、故事化的叙述形态等策略感染着和影响着中国观众对历史人物的审视眼光与认同情怀。

一、“个人记忆”的叙述重心与指向

“个人记忆”方法是通过一些人口述的故事来叙述一部分的历史，通过经历者的眼睛来看历史，通过个人化的历史体验来揭开历史面纱。这些见证者的个人记忆虽零散有局限性，甚至互相抵牾，但每个当事人提供的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虽不能体现全局，但足以确定一个论点或凸显一个时期。

纪录片《南京》在运用“个人记忆”手法方面可称典范。导演放弃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照片等程式化的较为枯燥的传统纪录片手法，而让经历者的个人化的口述回忆作为全片的结构主体。不同身份的口述者成为本片的“叙述人”，主要包括当年参与人道主义救助行动的西方人士、大屠杀幸存者和参与大屠杀的日军老兵。从影片作者的身份与立场出发，纪录片最终确定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在片中被中国幸存者称为“华小姐”）等参与建立难民区的西方人士为主体，他们的回忆贯穿始终，形成全片的重心与指向。

具体讲，《南京》是利用多层证人的证据，由不同身份、不同角度的回忆共同支撑起一个故事和一段历史。《南京》一片中，西方人士的陈述都是他们当年的经历与体会，对侵略者惨无人道的行径作了无可辩驳的揭发。相对于西方人士口述的英雄主义故事，由中国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回忆构成了全片的背景性和补充性的部分。中国幸存者的回忆更多了一层切身的感受，声泪俱下的讲述让人不由为之动容。其中，南京市民张志祥老人讲述了他9岁时的记忆：他的母亲被日本兵的刺刀捅倒在地，胸口冒血，奄奄一息，幼小的弟弟爬到她怀里时，母亲忍着剧痛仍然给还不懂事的弟弟喂奶。倪翠萍老人讲述当年幼小的她被强奸，日本人要发泄兽欲，爷爷苦求不允，她为了让爷爷免受刺刀之苦，竟表示同意。悲剧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伴随着爷爷痛苦绝望的哀号；而当年参与侵占南京的皇军老兵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犯下的兽行时，除有一位表情稍有凝重以外，似乎没有一个人流露出明显的悔意。一个老兵甚至说，他们在强奸妇女时，由于受到反抗以及一些年幼女子没有性经验，致使他们并未感觉到快感。强烈的反差所产生的效果让观众震惊。它让人不仅认识到战争这个怪物把人性扭曲到何种程度，而且被迫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作出反思。由此，该片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深度，它是反战的，但又不止于此。

二、第三者（中立方）的身份与视点

如果说，上述多层证据法非常适合于体现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那么，以第三者的身份与视角去揭穿历史真相，则有利于不同层次证据的组织。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矛盾双方是日本军人和中国平民，影片如果以受害方中国人为视角，那么很容易形成一种类似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在很难取得被告方的补充与支持的现有条件下，势必与日本军人的证据形成紧张关系，反而不利于历史真相的客观呈现。而当时滞留南京的西方人的证据只剩下一堆静止的文字与照片资料以及为数不多的录影带，当事人都已去世。《南京》把本有弱势的（从技术呈现角度而言）第三方证据化为第一视点，从旁观者的立场展开叙述，不同角度的历史描述和证据得以从容展开。在某些细节上，它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当时日本军人和日本媒体提供的档案照片和影片中存在着大量的暗示与偏见，作为一部追求“客观陈述”历史的纪录片，《南京》以旁观者的身份和立场对此加以揭穿则更具说服力。

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南京》从筹备到完成用了2年时间。拍摄用了1个月，但前期调查、准备素材却用了18个月。据出品人泰德称，拍摄前摄制组派遣35名特派员辗转到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等6国，访问了近80位大屠杀的经历者与幸存者。在该片中，老照片和音像资料构成了历史画面。据说，摄制组走访了中、日、韩等6个国家，搜集到各种音像和文字资料，寻访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档案馆，在日本找到了很多影像资料，发掘出1937年日本拍摄的庆贺占领南京的战争宣传片、大屠杀发生时一名叫约翰•马基的西方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录影带等珍贵史料。高效的工作与惊人的采访量为正式拍摄提供了可靠的素材保证，采访中的细节提问使最后构成作品的每一个影像单元都有精彩的闪光点。当有人把《南京》与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时，导演比尔•古登塔格说，“《辛德勒的名单》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而我拍的是纪录片，我是努力还原真实，它有这么多真实的事件，已经非常能够打动人了。”

三、富有张力的“故事化”叙事形态

《南京》避免使用传统纪录片手法的另一表现就是采用了类似故事片的叙事形态。要表现由残忍的日本军人一手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表现无辜的中国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迫害，这样的题材，其主题是不难确定的，可供利用的历史画面也可想而知。但如何在一个长度有限的片子里既能覆盖主题、又要清晰地呈现观点，还要能吸引观众，这是最大的难点。作为一部有个性的纪录片，《南京》的办法是选择了一个故事，一个能构成有说服力观点的历史话题。那就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在南京城里的十多位西方人士，赤手空拳、冒着生命危险设立保护区，先后保护了20多万无辜平民的故事。这是一个类似于“辛德勒名单”的故事。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约翰•拉贝恰巧也是拥有纳粹党籍的德国商人，另一些是美国传教士乔治• 费奇、明妮•沃特林、医生威尔逊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士。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日本与德国是伙伴，日本尚未对美国开战，欧洲战争也未全面爆发。他们几个西方人，面对异常猖狂的日本军人，要做一件与其利益相冲突的善事，自然充满了悬念。观众想知道，他们的国籍与身份能起多大作用？他们如何与日本人交涉？他们的行动顺利吗？他们最终能够保护哪些人？他们的经历虽然不能承载全部历史，但足以支撑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个故事过程尽管是隐含在不同人的口述之中，但在故事中所有旧的元素重新组合生成一个值得再次观看的更能引起人们感情投入的内核，所有的细节呈现出相互关联性，并被观众的想象力所加强。在该片中，导演是把背景与核心事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补充，最终，主题还是由一个核心故事承载，人们不知不觉被故事征服了。这就是《南京》编导者的高明之处。

故事化叙事形态需要选取故事中最有特征的关键人物（特殊人物）作为最具魅力、最能吸引人的支撑点。特殊人物常常有一定的传奇性，对于历史纪录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能够集中反映一段历史的特征。以他们为支撑点，可以通过人物面临的外部或内部的危机从而产生一系列冲突，为观众提供激情，增加观众认同感。一个有限的故事不仅适合一个有时间限制的片子，而且由于它具有的代表性与说服力，可以极大地充实主题。除了作为片中主导层次的人物以外，辅助层次的人物选择也很恰当。一位曾经亲眼目睹家人被杀的老人、一位满身伤疤的幸存者、一位身受日本兵强奸蹂躏的坚强女性、几个神情漠然的皇军老兵，这些人物的选择可以见出导演的苦心孤诣。这些关键人物出场接受采访，对于他们本人而言是痛苦的。作为历史见证人，他们身上包含了精彩的故事内核。当他们面对摄影机的时候，表现出的就不单单是一个陈述过程，而是由人的痛苦、怜悯、忏悔、自私、贪欲等种种情绪组成的复杂画面，其本身就包含着戏剧性的冲突。他们的态度、反应、情感特别能够融进历史情节与氛围中，具有一种独特的因时过境迁而形成的历史穿透力，也更具视觉冲击力。

从纪录片以西方人士的口述与故事作为叙述主体等叙述策略来看，我们能够辨认出作者的立场与态度。笔者认为，影片最能体现作者立场与态度的地方恰是最引发争议的，即让演员扮演叙事主体——拉贝、华小姐等已经辞世的西方人士。作为纪录片，本片开头在对该片的资料依据以及当事人的扮演情况做了说明之后，便让这些演员以当事人的身份朗读日记、当众发言。导演比尔承认这样做主要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在他看来，如果这些角色由面无表情的照片来呈现，那么画面效果与感染力将大打折扣。演员以当事人的身份直面镜头，对公众造成的情感效果是他想要的：“我们希望观众能对故事有一种切肤之痛，并能对我们讲述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②但在全片中，他想要的“情感效果”最终主要还是由中国幸存者的回忆达到的。导演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拉贝、华小姐等人的勇气和善行，结尾又通过那些中国幸存者的赞美之言加以强化，诸如“转世活佛”“再世观音”之类的词语进一步突出他们的英雄主义形象和高尚精神。或许，这符合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很容易被美国观众接受，但也最终让我们醒悟，《南京》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却不是中国人的纪录片。

注释：

①② 马戎戎：《〈南京〉：大声讲出人类的灾难》,《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27期。

［参考文献］

［1］ 陶涛.电视纪录片创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2］ ［美］Alan Rosenthal.纪录片编导与制作［M］.张文俊,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 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白云霞（1968— ），女，河北崇礼人，硕士，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创作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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