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生于1978

一

“徐德亮，相声演员。”对我的介绍往往都是这样的，客气点的，加上“著名”两个字。了解点的，加上“北大毕业”四个字。捧着点的，再加上“主持人、作家、书画家”这样的头衔。

最了解我的是我妈，我妈对我的定论是“就是赶上好时候了”。回首这四十年的人生路（其中有三十多年的热爱曲艺之路），真是觉得，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成绩绝对是离不开历史大环境的。说到最后，还真是我妈那句说得对：

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二

相声，耍贫嘴的。

这是我小学一开始学相声，从邻里长辈处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隐藏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个文文静静老老实实的孩子爱学这个？

所以每当我念及此处，那小小的心眼儿里还有点窃喜：在外表下的那个不太文静也不算很老实的臭小孩儿看来还没被大人发现。

那是80年代，相声还处在比较兴旺发达的时代，电视或收音机里听到的或是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或是热情如火积极向上的新作品。经典作品自不待言，那些新作品骨子里带出来的“心气儿十足”—— 鲜活地反映当时人的心理和社会生活的热情—— 都是值金子的。那些观众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就像所有的人都在高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所拥有的激情与必胜信念一样，也是值金子的。

那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那是最正的正能量。

如果那时候像现在一样，网上有这么多“脏”相声听，我的父母肯定不让我这个小学生花心思去学这门“艺术”。估计是连听都不让听。

我和我的一个老师张善增聊天，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对自己小时候听相声的经历依然记忆深刻：我放了学常常偷偷去听相声，而且是坐板凳上，不站旁边儿—— 站旁边儿的是白聽的，坐板凳上是给钱的—— 听会了好多节目，说相声的也都认识我。但我回家绝不敢提去听相声了，那是绝对会招骂甚至招打。

可以理解，在当年，说相声是社会最下层的职业，换句话说，它的服务对象多是底层群众。不但女人不能听，中产以上的市民或古板一些的市民也是不听的。

张先生是很推崇侯大师的，他说，当年的相声改进小组确实救了相声，要不然，相声早没了。但是在我出生以前，有十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相声。虽然相声演员自己“扎挣着”说歌颂相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说讽刺“文化大革命”的相声，但是相声的全面恢复青春，变成几乎各民族喜欢的文艺形式，还是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

我是1991年和张善增先生认识的，小花艺术团请他来教相声，我是七八个小学员之一。第一眼见他是什么印象，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只有12岁，相声有了一些基础，但还都是“小孩儿活”，他给我扳的第一个毛病就是，说得太快！“慢点儿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相声语言的韵味在哪里，什么叫逻辑重音。

当年应宁贤弟是很得张先生喜爱的小学员，他还把50年代他写的获奖儿童相声《偷杏》教给应宁演，我依然记得他一句一教，怎么说，怎么使相儿，怎么翻包袱。真是快啊，倏忽快三十年了。

当年张先生70岁了，每次都是独自一人从西单骑车到东花市。有一次下大雨，他还穿了一身上下分体的很专业的雨衣，骑车非常方便。团长还赞叹他身体好，我也才知道这是他当瓦工的必备之物。

后来我就提出要去他家里学，他也同意了。于是我也老骑车去西单了。他们家住在西兴盛胡同9号，顶胡同西头一个冲东的小院，很逼仄。我还记得第一次进院的情景，那院小得我这个初中生都觉得转不开身，好几个门，不知道是哪家。先敲了一户人家，人家给我指了指张先生住哪门，我转身走了两步，就到了小南屋那个门，果然张先生住这里。

一间大约十四五平方米的房子，一个双人床就占去很大的面积，大衣柜、老电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北京人的家。双人床旁边是个小沙发，每次我们都坐在那个沙发上，基本除了那儿屋里也没什么地方能坐。他有时候给我放他自己演出的录像带让我学，我也买个小录音机，听他说活，录下来，回去仔细学。所以我学相声，没耽误文化课，还对文化课有很大帮助。

后来听说，他回北京时根本没房子住，这个小房子还是孙燕华老师帮他落实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私人住房、电视、录音机、录像带、录像机，都不可想象吧。再聪明的小孩，也得天天去师父家“口传心授”吧。

不上学，或者耽误上学，只能是一代旧艺人再传下一代旧艺人，像现在相声演员好多都有大学学历之事，真是不可想象。

三

使我最初爱上曲艺的东花市文化站是一个很有80年代特色的地方，地点在崇文门东大街十一号楼。一楼只是类似门道，进门就上楼梯。这么小的门道还摆过三台游戏机，买镚儿（游戏机币）的那种。我的评书师父马增锟除了当门房兼看电话之外，还兼卖镚儿。二楼是主要办公区。一上楼是几个书柜，是公益的借书处。一个老太太看着，我记得我还跟她借过《三国演义》，结果她不借，说那都是繁体字，小学生看不懂。其实当时我还是很能蒙着看一气的。从那一排书柜里，我还借过一本厚厚的相声选，这大概就是学相声以后的事情了。走过书柜是一个多功能厅，小时候觉得不小，其实真是不大，顶头儿上还有个小舞台。多功能厅旁边就是办公室，也有七八间房。

这个文化站的站长姜顺魁很有远见，虽然只算个小官（可能连官都不算），但他绝对是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种面向小学生的文化班开了不少，像我参加过的书法班啊、国画班啊、素描班什么的。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成立的北京市东城区小花艺术团。

在小花艺术团，我主要是跟臧鸿等老师学相声，但马增锟先生可能看我之前学的东西杂，什么都爱学，特地在给别人上课之余，用他那当时已经很老旧的板儿砖式录音机，录了一段《卖弓记》，让我多听。

后来我这评书和三弦学得都很二五眼，那盘老旧的录音带，也就没还给他。这磁带现在是我的宝贝，不敢多听，总觉得它会用那“嗒嗒”“沙沙”的杂音，把我拉回80年代末。

学了一段时间，因为马贵荣老师来团里教课，教学方法与这几位老先生们不合，尤其马增锟先生，跟马贵荣老师都是拧脾气、直性子，容易起冲突。我就不太去上相声班，而常常晚上抱着他给我的那个小弦子，去文化站的门房找他练功，跟他聊天。他又把我带到八角鼓票房里，我在曲艺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不是仅仅学说相声了。

晚上功课不紧的时候，就去找他聊天练功。到晚上文化站没人，几个空屋子随便我练，还不会扰民，练累了就去找他聊天。开始还比较用功，没过多少日子，晚上去找他，就纯属拿着弦子去蹭录像看，文化站的多功能厅晚上开始放录像了。

那会儿正是港台影视剧在大陆风起云涌的时候，各条街都有租录像带的地方，但是录像机就不是家家都有了。

马增锟管收票，臧鸿管卖票，臧先生大嗓门，一招呼就来人。夏景天儿，搬把椅子坐门口，跟他的搭档，小花团的另一位老师赵亮一起，连卖票带解闷儿。有时候两集连演，收三块。第一集快结束的时候再买票，收一块。好多附近工地的农民工就来看一块的。

其实这些小录像厅，对于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是很有帮助。每天晚上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都是他们。一部《神雕侠侣》看下来，每个人都会唱开场曲。每集一开始，一屋子农民工操着各省口音齐唱“跃马江湖道……”那感觉也挺激动人心。

看录像对练三弦毫无帮助，对学说书却有益处。后来放李存孝为主角的片子的时候，马增锟先生每次看完都跟我说，这片子哪哪不对，十三太保李存孝，在传统评书里应该是什么故事，用什么兵器，而且他是上方铁石星下界，根本没有爱情戏，哪来这么个公主老跟着他！

现在学评书的孩子少，能说评书的中年演员也不多，为什么？主要是没处学，也没法学。过去学评书的方法只有一个，跟着师父干活、上地、天天听。现在的社会发展了，没人能天天去书馆听书，那当然就没人能天天在书馆说书，那让孩子怎么学，去哪里学？

改革开放不但让电台里天天有评书听了，还有了录像，还是港台的，一方面故事新奇，另一方面又颇多不合情理之处。老师每天给讲，就相当于上课，还是特别鲜活的。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曲艺界授徒方式的改变或者说发展。

后来电视上中午播评书的时候，马先生也老上我们家来看黑白小电视。边听边评，这么说不对，这么说不好。老书道儿这个人物应该是这样，这个桥段应该这么说。听了后，我大长能耐。因为他说得都非常到位，故事情节经他这么一说，立刻吸引人，而且听出之前的不合情理之处。人物形象也丰满而有特色起来，心理、逻辑也更加合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书中人物），不能给他说小喽。

除了故事和人物，某些细节也是他穷究之处。比如《明英烈》里有一个将官的兵器，电视上说叫八宝金丝软藤枪，两军交锋，他大枪下砸，如果对方横兵器招架，那就上当了。他的枪杆是金丝缠古藤，一砸对方的硬兵器，枪头往下能扎人的头顶。马先生说这不合情理，要是那么软的兵器战场上根本没法当枪使。他说，这兵器应该叫鹿筋藤丝枪，软中硬硬中软，平时当正常的枪用，二马错镫的时候，一手攥枪头，一手攥枪尾，能给整条枪窝圆。攥枪头的手一松，枪弹出去伤人。我觉得这么说合理性大多了。第一，非大力者用不了此枪，可见此将力大无穷，并不只靠宝枪伤人。第二，手攥枪尾，枪就变长了，让对方意想不到。第三，弹力巨大，一般将官挡不住。类似这些地方，对我后来说书都有很大影响。

像这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如果没有电视，或者说有电视而没有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那是不会有的。孩子想学评书，还得每天去天桥书馆里（假如有的话）去听，那能记住几句呢？老师又怎么能这么方便地评说、授课呢？

幼年对曲艺的痴迷让我的语文水平在同龄人中极高，有这个前提，我才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当然，大学招生、平等高考、自主择业、大众创业，这些词更是和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四

马先生去世时，臧先生给他张罗的白事，一群和尚吹奏着乐器在他那屋里念“苦海滔滔孽自招”，这段是相声里有的，还有好多相声里没有的，我觉得都特好听。往院子里扔小馒头，没有小馒头就把大馒头撕成小块，念一句扔一块。念到都有谁在祭奠他的时候，臧先生觉得弟子后辈的名字少写了一个，在和尚旁边提词，和尚明显一愣，一边念一边按他说的把那个名字也念了出来，他这才认真负责地退下来大哭三声。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做法事。

臧先生是我相声的启蒙老师，30多年前的每周二下午，来自花市附近小学的小学生文艺爱好者，就汇聚在东花市文化站不大的小二楼里，小小的多功能厅是舞蹈队的小女生压腿，教室里是马先生给唱鼓曲的小姑娘们弹唱，相声队十几个小学员就擠在小会客室里—— 相声不用地方，又没有乐器响动。

第一堂课我印象深刻，那么小的一个屋子，挤满了一群三四年级的小男孩，其乱可知。臧先生没什么文化，但他教得特别认真—— 不是每个人教小孩都能这么认真的，教每个孩子都是一字一句，连比划带说，还得哄着，其间还得管着别的小孩，“你别咬手指头。”“起来，地下脏。”小孩都拿臧先生当大朋友，他也拿小孩当朋友，他自己不就是个老小孩么。

好多人都知道“京城叫卖大王”臧鸿，我们跟他学相声的时候，他还没出名，也还没有“京城叫卖大王”这个名号，但是他非常喜欢吆喝。演双簧之前，一般相声演员演出都是用小笑话当“垫话”，而臧先生的垫话用的就是吆喝。那时候我曾问他，您会多少种吆喝？他说，会一百零七种。我心说，加一种，凑一百零八种多好玩。现在想想真是可笑，这些已经消逝的历史，能再凑出来吗。

后来，他以吆喝享大名，也和相声有关。要拍电影《伤逝》的时候，导演找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请他为影片配点儿吆喝。侯先生说：“我的声音观众太熟悉，一听就是我，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我们相声界有个臧鸿，他吆喝得好，会得也多。”就这样，臧先生给北影厂录了一批吆喝声。这下倒好，几乎所有拍旧京的电影都用他的吆喝。他独特的嗓音、醇厚的韵味，就慢慢被观众记住了。

后来，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女士听了臧先生的吆喝，称赞不已，说：“就是这个味儿，我好像回到了当姑娘的时候。”她给臧先生提了“京城叫卖大王”六个字，这六字也相伴他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八年。

现在，我做讲座、教课、录节目，经常需要说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除了儒佛道诗文曲这些书本知识，民俗也是一大类。每次我讲到做法事，讲到吆喝，都很受欢迎，因为亲身实践的和书本上读来的，讲出来肯定不同。每次我都会想到，如果我不是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全民族的思想都解放了，这类过去算“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知识，会被当作知识么？会被我亲身经历并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吗？

改革开放，不但是勇猛向前的，而且是横向扩开的。不但让经济发展，更让文化复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应该使自己永远具有改革开放的精神。

我们都赶上好时候了！

别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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