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媒介与空间

摘要：少城公园是成都市的第一个公园，也是民国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成都街头文化的汇集之处。公园在民国时期就是市民聚会、游乐、品茗和教育场所，形成了一种独有的公园文化。而在各种新型媒介出现之后，公园的文化在新媒介的影响和刺激之下，在战时期间产生了新的呈现形式，并形成了地方声音与国家声音的“统一”

关键词：公园文化;茶馆文化;人民公园

一、民国时期少城公园的声音与空间特质

成都乃“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历来就是一个物产丰富、人口聚集的所在。少城公园之由来，与旧成都的城池命名直接相关，成都城墙建设原有大城和少城之分，早在公元前311年秦惠王时，成都便有太城（亦称大城）和少城（亦称小城）了。少城基地系清代在成都大城西南处另建的小城，作为"八旗"营地，专供满洲和蒙古人居住，这就是后来的“满城”，少城公园由于当时地处少城范围而得名。少城公园乃成都市的第一个公共公园，是成都将军玉昆请成都劝业道周孝怀设计建成。在此之前，成都市民的主要活动空间为街头与茶馆。

“奔走于赤日黄尘之中，形神俱疲，急欲得一游目骋怀之处，博取片时愉快，殊戏院早已捆商，茶社一均涨价，即我七千万同胞共组织之公园，亦为一铜元所限，不得享自由出入之权利，我何人斯，而能堪忧”。（1）

这段话出自1915年成都劳动总会代表向少城公园管理者提出发放优惠券的申请书之中，原因是公园扩展之后，引入金水河之水，绕鹤鸣茶社、荷花亭东流入半边桥。（2）一时间，市民纷纷涌入，而学生则可以免费参观。这个做法引发了市民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市民与公园门卫的争执根源。成都劳动总会则向公园发起了优惠券申请，认为政府公园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入内，要求公园发放优惠券使得劳动工人可以免费进入公园进行休息和游玩。少城公园建成之后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成都传统的街头文化是喝茶与听戏，因此，茶馆在公园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四川是中国历史上形成茶叶集贸市场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西汉时期，蜀人王褒写的《僮约》一文中，就记载了巴蜀的制茶、烹茶、卖茶文明。四川的茶馆遍布城各地，而以成都茶馆之多，历史悠久，首推第一。解放前的成都茶馆是商贾云集、物资贸易、行情交流的重要场所。茶馆文化对促进各地的物资交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是社会各界人士聚会的首选场所。

少城公园内有六个茶馆，各有主顾茶客：“鹤鸣”以教师为主，鹤鸣茶社也是成都难得可以见到渗茶技术的茶社。在民国时期，具有这样技术的人被称为茶博士，他们右手提壶，左手腕端茶船，茶盖、茶碗，一只手可拿几十套，到了桌前，茶船一撤，依次放碗，同时右手渗水，左手盖茶盖，单手操作，双手配合，动作利索，一气呵成。这些渗茶高手，提壶能从两尺多高逐渐降低向茶碗里冲开水而不溢（又叫渗冒儿头），点滴不溅。

公园内的茶馆也是众多江湖流浪艺人的大舞台。敲盘子的、唱荷叶的、拉二胡的、唱莲花闹的、大金钱板的、耍小魔术的各色流浪艺人纷纷进入茶馆，敲动简单的乐器，在适合的地方开始演唱。每当唱完一段扎板，多少不拘，任凭各桌茶客施舍。公园内的茶馆也是民国时期民众娱乐休闲的地方。茶馆中评书艺人用木板搭建两公尺长，一公尺多宽一小台，台上放一小桌，栓上桌围，用来讲评书或演唱曲艺。讲评书的事先挂上所讲内容，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等等。桌上放一小木方（又名惊堂木，戒方），每到晚上，茶馆内挤满了老老少少、“三教九流”的听众。说书者戒方一拍。全堂鸦雀无声，只有那说书者说到精彩处往往故意停下，端起盘子收钱，多少随茶客意。有时候茶馆则把说书人的钱加在茶钱内，既能保证说书人的收入，也使茶馆生意

兴隆。（3）

二、新媒体与成都市少城公园的空间特质演变

至30年代初期，万春茶园为了招徕更多民众扩大生意，改建为“大光明电影院”，同时在公园中播送川剧名角的唱片，闻者无不驻足。（4）而公园的空地与游人游览通道，一直是街头艺人的卖艺场所，不仅有演把戏的，还有许多耍猴的、卖艺的、打花鼓的，成为成都街头文化又一集中展示场所。成都佛学社也利用公园作为每周三讲经的场所，公园还为此兴建了一座法堂供其使用。（5）作为传统文化的汇集所在，少城公园也成为了传统空间话语权占据主导的场域。在一位当时文人的描写之中，少城公园常常举办画展，“列三十余幅大轴，分风景、人物两样”，其中一个作画的“贺君曰，外人曲线裸画，失本无教，不知宫画之本，本之轩辕，以生动教人，非淫幅也”。不仅如此，30年代初期开始连国术馆的武术比赛也从青羊宫转移到了少城公园，举办的国术比赛会又称打手，深受民众喜爱。（6）

然而，随着国民政府决心在地方上通过媒介的手段控制地方文化的开始，公园的文化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公园空间形态的改造显然是由声音源头的控制开始的，新型信息技术的出现很快将带有“新”的力量覆盖公园。1935年7月，成都市政府将成都市通俗教育馆、成都市立图书馆改为市立民众教育馆，馆址便设立在少城公园。成都市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民众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既有民众喜欢的各种体育运动、民众学校每天开班，参与者甚至有“公园小贩及馆内佃户”，也有歌咏比赛、漫画展览等民众参与度高、参与性强的活动。（7）而传统的项目仍然有部分继续开展，如每年的菊花展，“八十八朵朱喻支，二十朵赏春花圃欢盆，三十余种其他尚多花种”，均在展览中摆出。（8）

成都市民众教育馆的受教育民众数量每日均能达到百余人，且多数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居民。因此，战时如何在这些民众之中迅速的“提高民气，鼓舞斗志”，成为民教馆的工作重心。而“电台播音功能至大用之宣传主义国策，收效必宏”，（9）故而播音教育成为战时成都市民众教育馆的中心工作之一。随着播音教育的集中举行，少城公园也成为了民众集会的中心。不仅进步团体的演讲、集会和募捐会选在此地，连国民政府的诸多大型活动也在少城公园举行。传统的聚会开始受到了限制，自由集会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播音节目播出之时的升旗仪式和集合听讲。由此，公园之内的自由空间声音与形态，开始从属于国民政府推行的统一声音之下。

三、结论

段义孚认为：“经验是一个适用于各种模式的应用术语”，一个人可以通过经验了解现实，并建构现实。（10）“经验导向了外部世界，由感受和思想结合而成”，而“地方是一种物体，地方和物体定义了空间”（11）。加拿大学者R.Murray Schafer则将声域定义为“声音的环境”，这个环境既包括实在的环境，又涵盖抽象的建构，比如音乐作品、唱片等。同时，这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既是一个世界，也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而形成的文化。从战时国民政府试图进行精神动员开始，少城公园传统的聚会开始受到了限制，自由集会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播音节目播出之时的升旗仪式和集合听讲。由此，公园之内的自由空间声音与形态，开始从属于国民政府推行的统一声音之下。

注释：

《成都劳动总会代表等请特给公园优待券理由书》，《四川公报》第五册，1915年9月版，第41頁

谭明礼：《锦城旧话之二少城公园》，《龙门阵》，1995年第5期，第10页

谭明礼：《锦城旧话之二少城公园》，《龙门阵》，1995年第5期，第10页

《少城公园茶馆进行改建》，《新新新闻》1931年7月15日，第2版

《少城公园佛学社讲经启事》，《新新新闻》1934年8月9日，第2版

《八日起少城公园看打手》，《新新新闻》1935年7月18日，第1版

《成都市民众教育馆活动情况表》，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0033，目录号0001，案卷号0071

《少城公园菊花会昨开幕》，《新新新闻》1936年10月29日，第2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公函》，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0033，目录号0001，案卷号1245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第6页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33，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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