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工业，跛脚向前

计划”原本是定下了“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的调子，然而并不安全的国际安全局势使得这个基调发生转变。南方进行着援越抗美，北方苏联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三五计划”又重新恢复到以“战备”为中心，国家工业发展又重新走向了重工业优先，在这个过程中，又优先部署军事项目。

制造枪炮的需要压倒了对于“面包”的需求，不仅是农业要让步于工业发展，轻工业也要为重工业服务。在国家的整体计划之下，整个“文革”期间，重工业从1965年的30.4%上升到1976年的38.9%，而轻工业则从轻工业由32.3%下降为30.7%。

作为被广泛宣传的石油工业，“文革”期间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而与此同时，水电站、煤炭等能源工业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这些都在工业总量增长中贡献了相当大的比率。

抛开这些迅速发展的能源工业，轻工业的发展道路则显得并不那么乐观，即使轻工业经济总量得到增加，但是相对于民众的需求来说，这种增长则显得比较缓慢。对于“文革”期间，生产完全跟不上民众对衣料、自行车等物资的需求，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文革”期间严格控制的凭票购买，自行车票、手表票、布票等等轻工业产品票，无一不足。

这种“只顾积累”的方法显然对工业结构来说并不健康，对此薄一波就曾断言“如果只顾重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过多地和过快地提高积累部分的比重，缩小消费部分的比重，以致影响人民生活应有的改善，那就是错误的了。”

浪费与增长齐飞

建造一个水电站可以带来工业经济数据增长，可是建造这个水电站时却没有考虑投入的成本合不合算，未来的收益合不合算，计划经济的年代下，高投入、低产出是很多企业伴随着的通病。尤其是伴随着“文革”始末的“三线”建设给中国工业经济带来的浪费尤为明显。

出于国防考虑，“三线”建设企业的选址往往分散而偏僻，甚至同一个企业由于战略考虑被分拆在不同的地方办公。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大批工业企业在大山中进行生产，而产品的消费却在大山之外，车辆的往返造成了大量运输成本的损失。在“三线”建设期间大量工业企业没有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形成优质资产与低效运转并存的状况。1975年，“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35%，但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5%。

除了全局性的工业战略失误之外，“文革”期间的区域性工业战略错误也大量存在着。

70年代要在江南无煤或者少煤地区掘井造矿，并且号召大干三年，实现江南煤炭自给。“人的积极性”并不能逃脱自然规律的使然，在不具备煤炭和石油成矿的江南大部分地区，并不是靠人的勤奋寻找就能发现出大矿藏的。结果是，在行政命令压力下找到的不少矿产开发价值都不大。根据有关资料，江南每吨煤的生产投资比山西等北方煤田高30%，吨煤开采成本高40%—50%，劳动生产率低50%—60%。

“文革”十年，尽管有着工业经济总量增长这样美好的图景，但也存在着畸形化发展、浪费严重等诸多不合理的问题。这类问题简单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让人很难信服，毕竟在“文革”之前，这些不合理因素也广泛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而这可能是那个大时代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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