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央视《百家讲坛》可谓“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的一个成功范例。《王立群读<史记>》更以其“最学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史记热”，有感于此，本文即以《王立群读<史记>》为中心来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问题。

现代传播手段的优势自不待言，关键是如何利用此优势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令每一位炎黄子孙自豪无比，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不能够也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送。然而，当前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却又让人忧心如焚。于是有了王立群先生“甘当文化奶妈”的豪情。但诚如王先生所言：“真正的奶妈了不得，也不好当。奶妈首先要有奶，否则就无法哺育孩子。‘文化奶妈’，首先得有渊博的、深厚的文化知识，否则也当不好这个‘奶妈’。”①“有奶”可谓“文化奶妈”的第一要求。只有传统文化素养深厚之人才能负起此重任。如自己就营养不良，还谈何践行“奶妈”之责?虽然也不乏“聪明”者为一己私利不惜弄些假冒伪劣之物来糊弄民众。其次，要会奶。文化传播毕竟不同于本能的奶孩子，“有奶”不等于“会奶”。

初创时的《百家讲坛》，主讲人也不乏资深的传统文化研究权威，但影响却不如现在。原因一则在于主讲人的“讲艺”，一则在于节目的策划、制作和定位。将大学讲堂搬到银屏上的最初设想遇到了收视率的挑战，策划人不得不调整思路，“把学问当评书讲”，增强故事性，同时紧跟热播电视剧，插入大量图片，以吸引受众的眼球。收视率遂大幅攀升，《百家讲坛》成了央视的品牌栏目。②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学术性的质疑、抨击。在此背景下，《王立群读<史记>》”以严谨的学术性弥补了栏目先前的不足，赢得了受众的普遍青睐。王立群先生可谓一称职的“文化奶妈”。

首先，其学术功底深厚，“讲课”艺术高超。王先生的学术功底从其代表性成果即可窥一斑，专著如《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等，论文如《北宋监本<文选>与尤刻本<文选>的承传》、《<文选>成书考辨》、《<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从綦毋邃注看宋刻本<文选>注的演变》等。尽管王先生以“读《史记》”蜚声海内外，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则是“文选学”研究，故成果多在《昭明文选》方面。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论文发表的刊物，在国内均属一流。正因为以如此精湛的学术功力“读《史记》”，所以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十大名嘴”评选中，王先生获得了“最学术”主讲人的称号。其“最学术”体现在：一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话不讲”。“《百家讲坛》的课很难讲。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那就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话我不讲。”③二是缜密的逻辑思维。我们以《琴挑文君》这一集为例来看其“最学术”。

该集从戏剧史上有名的折子戏《琴挑》开始，简单介绍了司马相如后，便直入主题，讲官场失意的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家贫无以自业。在此落魄之际，好友临邛县令王吉相邀，于是有了与卓文君这一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但王先生以学者的睿智撩开了蒙在其上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司马相如劫财、劫色的本质。首先分析相如琴挑的目的之一在于得到美女文君，此为劫色。接着分析以其老谋深算应该能想到回临邛开酒吧，但他不能主动提出，原因有三：一丢人，二不知道卓文君会不会同意，三担心卓文君生疑。此为劫财。为证实自己的观点，王先生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司马相如深知卓王孙是全国首富；第二，司马相如深信经过周密安排一定能够琴挑文君；第三，司马相如深知自己“家居徒四壁立”的环境无法养活“万金”小姐卓文君；第四，司马相如深知卓文君在成都受不了穷，一定会提出来到临邛找他老爸；第五，司马相如深信作为全国首富的卓王孙丢不起这个人，一定会拿钱出来摆平。

这五个问题步步为营，且让人不能不承认，既承认就不能不得出这场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一场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的结论。此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完全合乎学理，但还是引起了许多不愿面对此真相者的责难。于是王先生又在网上发表了《司马相如是“情圣”吗》回应这些责难。该文仅以《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为文献依据进行了更为严谨的论证。确凿的文献加上审慎的推理使得王先生的讲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在以“评书化”吸引受众的同时，又以严谨的学术性准确地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揭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

借助现代传播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传统文化，使其精髓更好地得以继承、弘扬，是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根本目的。《王立群读<史记>》的成功也就在于做到了这一点。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使其能够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的教学实践、高超的讲课艺术使其能够深入浅出地将之传达给受众。《董生对策》即是其范例之一。

节目开始，王先生讲了古代博士的含义、目不窥园的典故及举首、策问、对策等汉代察举常识后，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著名的《天人三策》。王先生认为《天人三策》三方面的内容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第一，新王改制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包括两点：一改正朔，二易服色。对此王先生作了浅显的解释。改，就是改变；正，就是正月，是一年之首；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一个王朝建立后要把历法改一下，这就叫改正朔。易也是改变，服色就是服装的颜色。自古以来，不同朝代崇尚的颜色不同。新王朝要把旧王朝的颜色改成自己所崇尚的颜色，这就叫易服色。此举目的旨在强调君权神授。强调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给的，是天意，别人不具备这个天意，就不能再折腾，再折腾就是造反。第二，《天人三策》给汉武帝毕生追求的中央集权提供了大一统的理论依据。第三，兴太学，举贤良。这是董仲舒提出的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做法，也是他取得汉武帝信任和喜爱的一个方面。第四，尊儒。《天人三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意思是说，不在六经的、不在孔子著作范围之内的，这些书不要让它流传，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这个建议马上就被汉武帝采纳了。第五，更化。董仲舒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经过了几十年，之所以发展不快，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更化说，就是要改革。这五个问题，都是汉武帝做皇帝后最需要解决的，所以董仲舒深得汉武帝信任。

接下来王先生又分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由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当皇帝的人都喜欢法家那一套，但是秦亡又给后来的皇帝敲响了警钟。这就需要在法家外面披上一件很漂亮的外衣、一件很温和的外衣。经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就是这件最合适的外衣。再者，中央集权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统一。而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就是要用儒家学说来统一思想文化。因此，董仲舒尊儒的主张很快被汉武帝采纳。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正面看，它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对民族的凝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建太学和尊儒相结合，在2000多年的历史上造就了一个以儒家思想、儒家学说为价值观念的文官集团。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贡献非常巨大。“独尊儒术”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导致了文化专制。经过如此生动浅显的讲述，玄奥的改制、神秘的《天人三策》，一下子变得通俗易懂了，真正达到了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受众都能听明白的地步。

其次，通俗而不媚俗，生动而不戏说。更为可贵的是在形象生动的讲述中，王先生决不因通俗而媚俗，决不戏说。传播传统文化，目的是要以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建构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为了所谓的轰动效应而不惜牺牲学术尊严的媚俗，则与此目的扦格不入。通俗是为了化俗，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素养。通俗必须适度，超越了此度，即为媚俗。

王先生的“最学术”，也正体现在始终把握住了这个度，始终坚持着自己“没有文献依据的话不讲”的学术原则。宫闱斗争历来都极富传奇色彩，瞬息万变，头绪繁杂，容易吸引人，但不好把握，稍有不慎就会走上戏说的路子，但王先生却既能坚持学术标准，又能充分发挥“评书化”的优势，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如《储君之争》这一集首先从窦氏当上皇太后讲起。在窦太后心目中，小儿子梁王刘武是最合适的储君继承人，原因有二：一因母亲多偏爱幼子，二因景帝说过传位梁王的话。接下来分析景帝此话乃应景之语，一则为讨母亲欢心，一则为安抚梁王。所以尽管梁王平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但景帝次年马上就立长子刘荣为太子。由于刘荣之母栗姬在景帝意欲托孤时的不理智，加上王夫人作梗，致使太子被废，这使本已死心的窦太后觉得又有了机会。面对母亲的要求，景帝一方面表示自己同意，另一方面又说需要朝议，其目的就是要以朝议封太后之口。因为亲情、祖制和梁王的骄横，决定了景帝不可能传位给梁王。于是，以袁盎为首的一批大臣直接去见窦太后。袁盎讲了春秋时宋宣公传位于弟导致宋国四代不得平安的故事，使得窦太后哑口无言。但梁王不肯就此罢休，派刺客刺杀了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结果最终失去了争夺储君的资格，抑郁而死。于是这场储君之争就剩下了王夫人的儿子皇十子刘彘。

单线条电视语言的讲述中，王先生将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变得简单了、有趣了，但这依然是以学者的睿智将史料稀释、组合的结果，其学术含量丝毫未减。

自身优势加之《百家讲坛》的编导思路业已成熟，使得《王立群读<史记>》迅速走红。这种走红，显示了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成熟——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最佳结合，显示了一条借助现代传播手段让民众了解、熟悉、热爱传统文化的正确路子。没有学术研究作基础的所谓传播、弘扬，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因为它不能保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实地传播给现代社会，达到反哺现代文明的目的，反而会因不当的传播将非精髓的甚至糟粕的东西传给现代人，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如果以“评书”甚至“戏说”代替学术研究，并借助现代手段将之传播，则危害更大。这与其说是传播，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解构、颠覆。概言之，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必须坚持学术第一位的标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十七大报告语)。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探寻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目标。(本文为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课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创新教育——以古代文学创新发展为研究中心》，基金项目：2007—JKGHA—135)

注释：

①刘浏、李向红、刘成群：《王立群：学者要有甘当“文化奶妈”的精神》，《河北日报》，2007-05-08。

②夏维樱、蒲树柔：《<百家讲坛>现象观察》，《瞭望》，2007(8)。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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