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供心灵之旅

南都（以下简称南）：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你从哪个时候开始编《诗歌与人》这本刊物的。它在什么背景下，处于什么样一个动机出来的，可以谈谈吗？

黄礼孩（以下简称黄）：我是1999年下半年着手编《诗歌与人》的。这之前，我曾参与过广州《面影》的编辑，后来，《面影》停刊，大家都觉得可惜，生活中好像少了一面旗帜。1998年，我去北京大学进修，接触了一些编民刊的诗人，当时就想回广州后自己办一份民刊。那时候，我接触了一些70年代出生的诗人，觉得这么一群具有潜力的年轻诗人没有人关注太可惜了，而我自己也生于70年代，就这样办了《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正是这一期诗展奠定了后来形成的“70后诗歌”。

南：能不能解释一下“诗歌与人”这四个字的意义。

黄：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人为这个世界留下无穷无尽的精神文化。任何一种艺术都建立在伟大的心灵之上。伟大的心灵才能创造伟大的文明，因之对人的尊重是首要的。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也是人创造的。诗歌与人是一体的。诗人应该是诗歌与人的和谐统一，应是人类最高艺术形式与心灵自由体现的统一。但我们往往只看重诗歌本身，而忽略诗歌的创造者，仿佛诗人都死了。在一座城市里，没有诗歌是可怜的，没有诗人更是可悲的。惠特曼说：“人人都写诗，但是连一个诗人都没有。”事实上，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诗歌与我们的诗歌创造者，都应获得一种尊重，它才是完美的。对诗歌与对诗人的双重尊重是我命名《诗歌与人》的出发点，而实际上我命名《诗歌与人》也是我想借此改变民间诗刊不发表诗人的影像的历史。诗人为什么只能藏在诗歌的背后呢？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像明星一样风风光光出现在杂志的平面上呢？让读者看到诗歌作者的形象，是我命名《诗歌与人》的另一个意图所在。这也是我以图像纪录诗人的另一种形式。因此，《诗歌与人》是一份充分体现诗歌与人同时在场的民间诗歌读物。

南：有人认为，与其说你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还不如说你是一个诗歌活动家。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黄：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一个诗歌活动家。我生性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更害怕发言之类的活动。虽然这几年，我因编《诗歌与人》被一些朋友善意称为“民间编辑家”什么的。实际上，我只是做一种文化传播而已。编民间诗刊只是个人行为，但并不等于是诗歌活动，顶多我只是一个编辑而已。我对“诗歌活动家”这个词没有偏见，但做为写作的人，我还是希望以作品立世，我还是希望别人叫我诗人黄礼孩好。

南：过去，官方的诗歌刊物曾一度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利，任何一个想出道的人都必须通过这一关，才能进入“权威”的秩序里面，而现在，许多优秀的诗人却不屑于在官方刊物发表，他们选择的是有诗歌品质、立场和独特视角的民间刊物，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黄：我承认作为主流文化的官方诗刊是培养诗人的园地，许多诗人都渴望得到官方权威诗刊的认同，但纵观1978年以后，推动中国诗歌进程的主要力量主要还是来自民间，像民刊《今天》成就了“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歌”也不是由官方诗刊推出，官方诗刊都有一个选稿模式，照顾到方方面面，非常呆板，缺少创造性、先锋性和前沿性，自然也缺少诗歌的独立精神和价值取向。官方诗刊的这种保守和平庸使得有独立精神的诗人远离它。一些诗学观念相同、气质相同的诗人就走在一起创办民刊。民刊，首先是自由精神的代名词，它反对僵死的诗歌，反对官方业已形成的话语霸权。正是这些有诗歌品质和独立立场的民刊形成了一种反对庸俗诗歌的力量，为诗歌的发展拓开了另一条道路。事实上，今天民刊的新锐精神给官方诗刊带来了改良运动。

南：你是如何评价当下的诗歌现状？民刊在这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黄：现代汉诗历史不长，但发展到现在却是最发达的时刻。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着那么多写作的诗人，其中一些优秀的诗人并不比外国诗人差。我们的写作与世界已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虽然当下的诗坛过于杂乱、良莠不齐，但在无序之中却隐藏着自由独立的写作精神。这种自由精神，能产生我们的诗歌大师。我记得有诗选刊曾把民刊譬喻为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这不是民刊要与官刊争夺什么，而是民刊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诗歌向前发展，没有民刊的力量，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诗歌的繁荣。正是那些有作为的民刊为当代诗歌注入了独立精神，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歌。诗歌界的革命都由民刊引发，民刊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推动中国诗歌走向新的进程。

南：你觉得民间诗歌刊物存在哪些问题，譬如经费不足、选稿粗劣等，该如何解决？你对民间诗歌刊物有什么冀望？

黄：相对以往，现在办民刊较为容易，环境也较为宽松，虽然今天的民刊越办越多，但由于办刊人缺乏独立办刊精神和美学诉求，缺乏宽阔的心胸和天然禀赋，大部分民刊办得跟官方诗刊没有两样，办民刊成为一种时尚和流行文化。按我个人的经验，个人办民刊比多人办民刊好处多一些，它能解决选稿粗劣、缺乏个性和观念、名利之争等问题。独立办刊人自己掏钱做文化，将成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民刊本来就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昆虫”。如果它能蜕变就是一种民间精神的象征，死了也不足以可惜。事实上，民刊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民刊的生存空间会变大，它对保护民间精神大有益处。任何时候，一定都会有有限的少数民刊，为诗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从来都是民刊保持了诗歌真正的力量，对此我深信不疑。

南：《诗歌与人》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意味着什么？

黄：一份民间诗刊能进入国家图书馆，说明中国民刊时代真正的到来。这也是优秀民刊所应得到的礼遇。传统的民刊都是在诗歌圈子内传阅，很难到达其他领域去。我做民刊，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阅读，图书馆正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图书馆对我们这份没有刊号的内部杂志进行收藏，以刊物的文化含量为主，抛开了以后是否有刊号的偏见，对来自民间的文化宣传和保护。事实上，也是因为我们的诗刊具备了惟一性，这也可能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原因。此外，我们的诗刊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传播当下的诗歌理念十分有益处。除了国家图书馆，国内外六十多家名牌大学的图书馆也收藏我们的诗刊，如在北大、清华都可以借阅到《诗歌与人》。

远人（以下简称远）：除了编辑《诗歌与人》，我想很多朋友对你的生活也非常感兴趣。谈谈你的个人生活好吗？譬如你的工作，广州歌舞团是你赖以生存的一个单位吧？你在那里是具体是什么工作？

黄礼孩（以下简称黄）：我在广州的生活过得很简单，但又非常忙碌。我工作的广州歌舞团不是很理想，工资很低，这与一般人想像中的文艺团体不大一样，惟一的好处是比较自由一些。我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策划主题晚会，有时候根据要求写一些命题的歌词、朗颂诗、小型音乐剧、主持人串词什么的。有一段时间还专门为歌舞团搞舞台摄影，现在玩得少了。

在广州这个非常商业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不是高收入的单位工作，生活是艰难的。所以干完单位的事情之后，我又忙着去帮别人做其他事情赚点小钱来生活。我做《诗歌与人》的大部分经费就是靠自己业余时间给别人撰写晚会得来，虽然十分辛苦，但也觉得实在。

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摄影的？可以谈谈它吗？诗歌位置和摄影位置在你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轻重？你觉得摄影对你的诗歌有什么良性帮助？

黄：我是1995年喜欢上摄影的。没有专门学过，跟一个摄影师一起去拍过几次剧照后，自己开始慢慢积累经验。几年前，广州有一个《舞蹈研究》杂志，我成了该刊的摄影师，专门为他们提供舞蹈摄影作品。舞蹈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在于一瞬间对美的捕捉。我的舞蹈摄影从来没有摆好姿势来拍的，都是舞者舞动之际抓拍的。摄影拍了几年之后有些倦了，觉得还是写诗有意思。现在几乎不抓相机了。我的一些朋友说我放弃太可惜了，我自己觉得很自然。我不知道摄影与诗歌写作上有什么关系，如果有，那都是用心灵去完成的。

远：广州是一个巨大的娱乐性消费城市，你挣的钱差不多都是用在诗歌上了，你的家人对此有什么看法？他们支持还是反对？

黄：家里人对我做诗歌杂志不干涉，他们觉得我去做什么事情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不需要去按家里人的意愿去生活。我因此感到幸福。

远：每次与你联系，感觉你都是特别忙碌。在这种忙碌之下，你是怎样挤出时间来写作的？

黄：写作永远是心头的疼。实际上只有写作才可以让你喜悦。上帝说喜悦的人是幸福的，我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心灵的安顿和生命的自由。但广州又是如此一个生活节奏飞快的城市，只能在一个稍为空闲的时间段里写写。如果碰上很忙又写不了啦。幸好我的写作还没有中断，还能调整自己的状态。

远：谈谈你的阅读好吗？哪些诗人对你产生过重大影响？你是如何评价那些诗人及其作品的？

黄：我的阅读很杂，读很多人的作品，没有什么系统。印象深的是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这样可以把人的心灵进行深化的作家。也读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他的诗歌直接、精巧、微妙、强烈，是人类深情的表达，传达出一种温情以及直接的冲击。有时还读意大利神秘主义诗人蒙塔莱的诗，他的诗视自然为一整体，各种象征杂阵共间，容人思索，在节制的抒情描写间传达内在的骚动。

远：你拿出《诗歌与人》的整整一期编辑了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诗歌，后来又给他颁发了一个奖项。谈谈你的想法和整个过程好吗？

黄：《诗歌与人》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诗歌读物，它虽然是汉语杂志，但面向的是全人类的诗歌，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提供心灵之旅。《诗歌与人》在经营多年后已形成自己的品质，设一个诗歌奖是想在一个方向上延伸我们的诗歌理想。我们的授奖对象是那些在漫长岁月中坚持写作，并越写越好，源源不断推出光辉诗篇的诗人。我们这个奖只有一个评委，即由《诗歌与人》独立编者来评定获奖诗人。编者依据自己对世界、对艺术、对审美和生命的阅读经验所形成的美学品质，来评判获奖诗人及其诗歌，别具一格地抛开集体举手票决的形式，体现的是个人负责的独立品质的精神。

2004年6月，《诗歌与人》推出诗人安德拉德先生的诗歌（由学者诗人姚风翻译）。安德拉德以其真诚、简洁、质朴、沉实的写作赢得中国广大诗人的喜爱，事实上，安德拉德的诗歌与中国的传统诗歌有着内部相似的美与灵性。

安德拉德在他的一生中用诗歌去热爱应该热爱的事物，他始终保持纯粹性的诗歌写作，紧贴土地，超脱世俗，呼唤着人们用心灵与自然沟通，去建立一种水乳相融的关系。他积极发掘语言的秘密，使它们绽放出花朵，他的诗歌是人类智慧和美好情感结出的甘美果实。因此，《诗歌与人》决定将首届“诗歌与人·2004年度诗人奖”颁给安德拉德先生。葡萄牙国家对此十分重视，这其实是他们国家对文化的看重。

以后，我们希望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寻觅最为优秀的诗人，为他（她）出版专号以及授以诗歌奖。

远：《诗歌与人》是目前诗坛的一个品牌，你坚持的动力是什么？你觉得会有什么原因使你放弃吗？

黄：我是在做《诗歌与人》的过程中，找到喜悦的理由，这份喜悦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挖掘想像力，并在自由中获得创造的力量。我发现做诗刊是发现秘密的过程，这让我有了激情。

就像我们对命运一无所知一样，我不知道会有什么让我放弃《诗歌与人》。如果放弃了那也许是命中的事，我会随遇而安。

远：最后谈谈你和你的朋友们的交往吧。不管是广州还是全国范围内，你现在的诗歌朋友非常多，说一说和他们的故事吧。

黄：因为编诗刊认识了不少朋友。朋友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给了很多温暖和热望。如果人生是一场积累记忆的过程，我的人生因为与朋友们的来往而丰富而让我回味无穷。记得2001年，你来广州玩，福建的诗人安琪、康城等人也来，福州诗人徐南鹏知道了还乘飞机来玩，朋友相聚在一起十分快乐，像多年就认识一样，十分干净自然。记得我最后送走康城时，与他在车站告别时，康城流了眼泪。其实，真正见面的朋友并不多，平时靠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我想，我的朋友们是散失在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想起他们的时候，内心是温暖的。很多时候我编诗刊是为朋友们编的，想到这些的时候觉得编《诗歌与人》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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