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知与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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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人群对于梅林的地方感知呈现模糊而又各有差异。明清地图与地方志体现了地方官吏对于梅林乃至更大区域的地方感与天下观。在后者的支配下，历史的叙事逻辑带有强烈的二元色彩（中心/边缘、国家/地方），并以“蛮荒”概述之。相较而言，当地人对于梅林共时方面的地方感知则具体得多，但是他们对于梅林历时方面的地方感知则显得模糊。因之，当地人的历史叙事形式将历史隐喻于风水和民间传说，并以此来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并推进当下的实践走向未来。

关键词：感知; 历史叙事;地方感; 都柳江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6-0110-10

1980年代，以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年）[1]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以Feld[2]和Classen [3]等为代表的感觉人类学兴起。此后，一部分学者开始探索2个方向结合的可能性。在中国，陈春声教授在1999年通过樟林民间信仰中“有份”和“无份”的细腻感觉的探讨，呈现出感觉的微妙性和复杂多样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空间的“有份”的感觉不同，同一个人对不同空间的“有份”感觉也不同。陈春声教授注意到，那些没有完成“本地化”和“民间化”的“正统性”的庙宇，当地人很少对其产生“有份”的感觉。一旦官员和客商离开，这些庙宇就开始衰落。当地人的感觉，不仅仅关联着一座庙宇的命运，还牵连着一个区域的历史过程[4]。此外，杨念群教授从2004年开始，也在这一领域探索，他在《民国初年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的构造-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一文中，尝试在信仰和“地方感觉”之间寻找某些关联[5]。杨念群还呼吁“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6]，相继发表《提倡“感觉主义”的若干理由》等文阐述这一方向的可行性[7]。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井口淳子等人在中国西北的杨家沟村（《杨家岭的早晨》中描述的村子）进行细致的田野研究，通过声音的角度来呈现对一个地方及其历史的重新理解[8]。在这一学术脉络的启示下，本文以梅林为田野调查点，尝试探讨地方的感知与历史叙事的关系。

一、田野点介绍

梅林村位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其经纬度分别是东经108°57′2557″，北纬25°42′5718″。梅林村由勒转、勒成、勒勇、苗屯、岑伍、街道、四峒7个寨子组成。总人口4824人，有侗、苗、汉等6个民族，其中侗族占总人口的83%，其次是苗族，占9%，汉族7%。①①数据来源：凯里学院广西梅林田野调查组：《国家行政、族群认同与插花地：黔桂边地梅林村的历史与日常生活》（未刊），2019年，第4-10页。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梅林乡虽属广西，但大部分嵌入在贵州境内。其西、南、北三面都与贵州相连，唯东面与本县富禄乡接壤，是“插花地”①①关于“插花地”的分类和研究，可参阅谢景连：《“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25页。 的类型之一。

相对于上游的贵州苗疆，梅林很早就被纳入王朝国家的版图。其建制可以追溯至崇宁四年（1105年）：“石镇，在今之梅寨，即宋属安寨也，崇宁四年置百万寨，寻改为万安砦，明初置万石镇巡检司，清末废。”②②江玉笙等编：民国《三江县志》，民国三十五年，卷三，第八至九页。 民国三年（1914年），怀远改为三江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梅寨乡改为梅林乡。

都柳江自贵州经梅林流向广西，在这个地方呈“几”字形。平缓的水流使梅林成为了理想的停泊点之一。历史上，梅林正是因此而繁华，名响一江上下。

二、“蛮荒”与兴修：地方官吏与梅林人的地方感知

作为都柳江上的水路交通要道，梅林在明代就进入了王朝国家的视野。然而，比较不同王朝版图中的梅林及其周边关系，我们看到了作为边疆和地方的梅林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变迁。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杨芳（字以德，号济宁）任广西巡抚。出于广西的治理与兵防的需要，杨芳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组织了广西左布政使沈修、右布政使曲迁乔等人编纂《殿粤要纂》，后由平乐府通判詹景凤书文写图，梧州府推官林茂槐担当校正。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书。该书绘制怀远地图见图1。

明代万历年间的怀远县图很有意思，尤其是与现代地图相比，对整个怀远的山川河流做了不同程度的拉伸、压缩，甚至扭曲，最终使整个怀远县成为了一个标准的矩形（事实上，《殿粤要纂》的绘图者对整个广西的府县地图都作了类似处理）。也就是说，官吏们在使用地图时需要带着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山川河流的特殊处理带上了很强的隐喻性）并结合实地的感知，才能理解作图者及其作品。因为图中附加了制图者对这一地方的地理空间的模糊感知，还契合大明的官吏们对边疆的想象，这种感知和想象呈现为一种圈层结构。即“官”-“兵”-“民”-“苗”（少数民族）的圈层结构。

最中心的第一圈是“官”，是中央王朝的政治组织：儒学、怀远县、分司。第二圈是“兵”，是中央王朝的军事组织：东营、西营、南营、北营、后营、治平堡、怀远堡。该图配文：“额设置五营哨关队兵，东营一百三十七名，西营九十六名，南营九十七名，北营九十九名，后营九十七名。懷远、治平二堡，兵各三十名。”[9]107这些大明帝国的军事单位紧紧围绕着第一圈的“官”而设置：“兵”（军事组织）拱卫“官”（行政组织），确保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第三圈是“民”，他们是大明王朝的税收来源之一，在地图上呈现为一个个的“民村”，其中也夹杂有少量的少数民族村寨;第四圈是被标上了带有歧视性称谓（如侗、壮、瑶带上了犬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以壮、瑶、侗、苗为主。图中除行政、军事组织外，共有100个单位的村寨，其中民村占57个，其后分别是壮，共15个，瑶13个，侗9个，苗6个。虽然这些数据不是确指，但可以大体看出当时的族群构成。而“民”与“非民”（即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三元关系：“民”是大明的子民，向大明王朝纳税，是“近国家者”，他们通常住在河边;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异类”，他们的一部分拒绝大明王朝的教化、治理与税务。在王朝的版图之内，又游离于国家之外，是“远国家者”。他们通常住在交通闭塞、海拔较高的山上，可算作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10]之意义上的人群。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中的另一部分则在大明王朝的治理下，逐渐向“民”转变，《殿粤要纂》的作者已经注意到他们在“争环向列于编氓也”[9]107。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地方官吏对怀远的总体感知仍然是：“山川绵邈，盖风气犹未开也”[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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