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炮灰、资本体制与文化政治

主题为“电视剧与当代文化”的第八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暨国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青年论坛于2012年7月14-16日在上海举行。如果注意到站立在中国人文社会学术前沿的中国文化论坛的宗旨、此前历届年会的主题以及参加本届年会的具有多元学术背景与赫赫声望的学者名单，便能察觉出相较于其他主要由业界和传播学界、广播电视艺术学界参与的电视剧研讨会而言，这是一次由思想界抱着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关怀举行的关于电视剧的不同凡响和意味深长的论坛。

为什么是电视剧？

这里借用了本次论坛第一场讨论的主题，对于思想界为什么“忽然”从对高深莫测、旁人不容置喙的宏大主题的关注转而对电视剧这样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通俗”文艺情有独钟，本届论坛在宗旨说明中是这样表述的：

今日中国，电视连续剧已成一种最有社会影响的文艺形式，其制作、观看与各种后续效应（从纸面和网上评论，到各种衍生产品的制作和销售），亦构成表征社会/人心、塑造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不止是文化活动，也是经济和政治活动。

这里实际是从三方面阐述了电视剧在当今中国的独特意义：其一，作为最具大众性的文艺门类；其二，作为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表征和建构者；其三，作为总体的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

对于电视剧的大众性，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从电视剧与其他叙事艺术的比较中认同其扮演的是当代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的特殊角色。“当文学自伤痕——政治反思文化夭折而丧失了社会效应、剧场/戏剧在蜕变中沉寂、电影在主管部门的错爱及资本与产业的夹缝间未死方生”，电视剧便异军突起为“最具大众性的社会言说方式”（戴锦华：《说书人的角色：电视剧·暗箱与屏幕》）。文学的日益式微、电影、剧场消费的炫耀性和小众化再加上公共文化生活的虚空化，共同造就了已然昭昭在目的文学与大众文化的主流样式的历史性变迁——“唐代有诗、宋代有词、元代是曲，近代的则是小说。对于现代大众来说，日常最普遍的娱乐大概就是电视剧了”（汪晖），无怪乎文学评论家刘复生先生在青年论坛圆桌会议上怀着复杂的感情宣称：文学已死，电视当立。

正是藉由广泛的大众性造成的在观看和讨论中对社会生活空间的高度覆盖与在意义空间的不断延展，电视剧获得了新意识形态表征和建构者的地位，从而得以“重塑意识形态，重塑历史观，重塑整个从历史到未来的想象”（汪晖）。这其中蕴含的“人民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张力（钟雪萍），对革命与后革命时代意识形态断裂的缝合（倪伟），对“全球华人想象或者全球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戴锦华），无不彰显着电视剧作为意识形态争夺战场、作为历史记忆整合机制以及作为汪晖所说的一种建设性的“新的政治展开的方式”在意义生产和价值观念建构方面的重要意义。也许，将与会的韩国学者林春城提到的“电视剧统治”（dramacracy）与复旦大学倪伟副教授转述的华谊兄弟某位高层的话“观众对生活的理解来自电视剧”并置在一起，才能使得电视剧的这种意识形态功能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出来。

电视剧显然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的名言“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考虑到“电视剧、大众文化已经是资本市场中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必须放在一个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和生产链里面去看这个问题”（吕新雨），考虑到“在当代的条件下，文化生产就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对文化问题的分析需要超越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而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有机的部分”（汪晖），考虑到“我们不可能分开来讨论价值的问题和经济的问题，而是经济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民，这些问题全部凝聚在一起。”（张旭东等：《普遍性、文化政治与“中国人”的焦虑》）那么，对电视剧的文化研究就不可能在一种“纯粹”的文化视野中得到透彻的解读，而势必要进入一个政治经济视野与社会历史语境，势必需要将意义——价值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历史相勾连，以一种“作为总体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的文化观对电视剧这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讨论，这在本次论坛的宗旨说明中有着难能可贵的自觉体现。

“碎片”与“炮灰”

“碎片”与“炮灰”堪称本届论坛上的两大热词，前者作为往往被精英叙述遮蔽的尖锐历史片段或被主流价值观整合的革命价值元素的指称，代表思想界从批判立场出发的对当今中国电视剧的精神世界的概要的总体观察，后者作为一个在“民间”源远流长的戏语或愤语进入学术分析的视野，带来的是某种底层的视角（论坛第六场讨论主题即为“‘炮灰’看世界”）和情怀。

本届论坛上，倪伟在对谍战剧的分析中率先使用了“碎片”一词（“革命价值碎片”），汪晖在随后的点评中对“碎片”一词的多次使用，事实上从多个侧面将之提升为观察中国电视剧的一个路径和渠道：

我看电视剧的时候看的经常是片断，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些要素和碎片，我觉得没有碎片就没有一个把手进入历史。……我常常觉得大众文化有历史的记忆，而且它需要去回应观众当中的大众群体，那些可不是一般的大众。大众文化是人民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回溯那个记忆，因此那里面的碎片还不算太少。你要去讲《钢铁年代》，就要去讲50年代，你去讲《人间正道》，你要讲国共合作，还要处理两党的政治，那个时候尖锐的分歧和冲突。这些是被精英叙述的历史，被中国现代史研究抹煞掉的历史，所以中国文化里面显示出部分碎片。这样的尖锐的历史是消失的历史，大众文化要抹去，可是它不得不去回溯历史。

汪晖指出，电视剧中的这些“碎片”，这些现代的历史记忆通过电视剧留下的“鳞爪片羽的痕迹”，给了我们“进入历史”或“重返历史场景”的途径，从而构成一种能与当今时代呼应的富有洞察力的视角，需要我们“发展另外一套历史关系的方法来对待它”。

“碎片”同时蕴含着可能性与内在危机。它的可能性就在于电视剧重述革命史时，“在‘往事并不如烟’式的自由主义文化精英话语之外，表达了更多人的历史记忆、日常生活体验和社会理想或愿景。”（赵月枝、吴畅畅）因而这些“碎片”中蕴含着一种可以对抗历史叙述的空洞、现实批判的失语、社会想象的枯竭的正面力量，蕴含着“中国社会不被注意的巨大的求自尊、求解放、求自由的向上的正面的力量”，并“体现民众对非资本主义的需求”（王晓明）；而“碎片”隐含的一种“每况愈下”的情势则昭显了一种内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体现在当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市场机制不断开拓的生产资料来源”（张永峰）后“讲述能力下降”、“可以讲述的资源也迅速的挥霍殆尽”的令人担忧的现状（倪伟），也体现在文化产业政策推动下涌现的一大批无历史的或洒狗血的剧集、一大批在奢靡矫作或者玄幻无稽中逃离社会矛盾反映抽象经验的作品对那些可贵的历史经验碎片和生活经验碎片的弃若敝履的征兆，更反映在当下受消费主义感召成长起来的新的电视剧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日益占据电视剧传受中心后，可以预见的他（她）们对那些凝聚几代中国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奋斗里程的、那些他们父辈爷辈用热血和温情刻写的人民历史和人民情感记忆的无动于衷、难以读解与难以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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