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区设置看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边缘化历程

摘要：政治边缘化是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13～18世纪中央王朝在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区设置，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治变化状况。通过这些政治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是经历了政治边缘化的过程的，而这一状况主要是由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

关键词：政区设置；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23-05

著名史学家冀朝鼎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实际上，除了基本经济区之外，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存在一个基本政治区，这一政治区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该国家的其它地区在政治上则从属于该地区。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周振鹤先生也曾提出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版图分为边疆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等有关概念进行研究，并从宏观上对边疆与内地这种政治地理格局进行了分析。顾名思义，所谓政治边缘化，即当一个地区在政治上其自身由主导走向从属、由强势走向弱势，或者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被关注度日益降低时，我们即可认为该地区经历了政治边缘化历程。就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当其逐渐纳入中央王朝统治、逐步实现由藩部到行省转变的时候，对其自身来说则必然导致另外一种现象的产生——政治边缘化的出现，历代中央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完成与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往往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是我国古代政区划界的两大主导原则，而“政区本来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者有利为原则”，从这一角度来讲历史上犬牙交错型政区的出现往往更能反映中央统治者对该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该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今天的云贵川交界地区（即大致相当于金沙江以东、南盘江以北、乌江以西、四川泸州、宜宾长江以南的交汇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为三省所分辖，以政治地理学的眼光来看是典型的犬牙相入格局，本地区何以由少数民族掌控的部族林立逐渐走向中央集权主导下的犬牙交错？从国家而言这是“大一统”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对当地少数民族自身而言犬牙交错型政区的形成实际上也意味着该地区在政治上经历了一个边缘化的过程，通过考察，我们就会发现13～18世纪正是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

一、何谓“政治边缘化”

“边缘”作为地理学的一个概念指沿边的部分，这是没有多大异议的。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讲，所谓的“边缘”与“中心”仅仅是数理位置上的几何称谓，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平原是山地的中心地区，反过来讲也可以说是其边缘地区，二者仅仅是几何位置上的不同，并不具有其它特殊的含义。由于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有所不同的。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中心区与边缘区是不同的，自然地理上的边缘区未必是社会意义上的边缘区，这里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仍是个相对的概念，并非绝对的；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的生产水平，人们适应、改造自然的能力等因素的变化，不同时期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也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什么是“边缘化”呢？有人以为“这个词源于发展经济学，本意是说明在社会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反向社会失败：或者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相当一部分人口被排斥在经济生活之外；或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被排除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一个人、一个社会主体、一个民族国家，如果被‘边缘化’了，那就是被排除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主流之外，无权参与资源分配，各种社会利益均无权染指，这种‘边缘化’无疑是十分消极的。”从比较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从政治上来看是指弱势的、无权势的、依附的；从经济上来看是指落后的、不发达的、从属的；从文化上来看是指少数的、可以被忽略的；从历史上看是指正在消失的、已经消失的或被人遗忘的。因此，当某一事物由强势走向弱势、由主导走向从属、由发达强盛走向落后衰败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边缘化过程”。当一个地区在政治上其自身由主导走向从属、由强势走向弱势，或者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被关注度日益降低时，我们即可认为该地区经历了政治边缘化历程。

二、13世纪以前云贵川交界区的政治状况

元代以前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基本政策为羁縻政策，由于条件所限，其意在安抚而不在实际有效治理，云贵川交界地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

隋唐时期，本地区主要为彝族先民“乌蛮”所居，“乌蛮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除了乌蛮之外，本地区还有大量的“獠人”居住，但势力不及乌蛮。由于本地区部族众多，地形复杂，隋唐王朝及之后的南诏政权对于本地区均难以完全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地区的放弃，事实上，隋唐前期在本地区的经营上还是做了不少努力的，据两《唐书·地理志》所载，隋唐王朝先后在本地区设置了一些总管府，如泸州、南宁州、黔州、戎州等，皆为羁縻性质，部分实现了对本地区的控制，但力度较小且维持时间不长。鼎盛时期的南诏其疆域亦曾“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表明二者都曾于本地区设官置守，只不过均未能长期有效控制本地区。

北宋于本地区置有戎、泸及黔州，三州所辖之羁縻州县多位于今川南、黔北及滇东北等地。南宋亦置有叙州、泸州和绍庆府，但所辖之羁縻州县已向北有所退缩。比起隋唐，两宋对本地区之经营相对较差。而大理对本地区之经营亦无多少建树。与此同时，由于两宋所实行的“内重外轻”政策及大理的“不相侵”之策，给了本地区部族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加之其利用介于中原与边疆政权之间的有利地势，开展贸易，大获其利，一时间众部族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会，宋代乌蛮不仅畜牧业较为发达，经常用所养马匹与宋进行贸易，农业也有相当的发展。这一时期本地区的商业也较为繁盛，有史籍记载了北宋后期乌蛮扯勒部商队到泸州贸易的情形，从其记载来看，这种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和兴盛的。因此，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些强大的部族开始发展为地方部族政权，比较有名的有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等，其他如乌撒等部亦发展为比较强大的部族共同体。这些地方部族政权及部族共同体虽然在政治上互不相属，但是，其却具有族属上的一致性，建立者大多即所谓“乌蛮七部落”之后，而这一特点对于本地区在13～18世纪的政治走向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由于整个外部政治大环境的影响，隋唐两宋时期本地区的土著民族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空间。虽然就整体来看本地区还是处于部族林立的状态，但由于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具有族属上的一致性，其他的弱小民族只能依附其下，利用有利的外部政治环境和自身有利的战略地势，实现了本民族和地区的快速发展。同时，加之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既无意也无力实现对本地区的控制，在此期间，中原王朝虽然也曾于本地区有所经营。设置过一些羁縻府州，但大多维持不久，其所控制的地区也仅限于本地区北部的部分地区而已，而对于本地区广大的核心地区则是无能为力的，本地区实际上已成为独立于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之间的中间地带，其政治独立性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如比较有名的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乌撒等部，不仅唐宋对其管理较之其他地区的羁縻府州松驰，而且自己还有独立的国家机器、军队、官僚集团，如乌蛮的兹（君）、莫（臣）、毕（师）体系，则溪制度，甚至有的还欲自立年号，如自杞就曾“请以乾贞为年号”，后因犯宋仁宗“庙讳”而作罢。

三、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区政区设置所反映的政治变化

进入13世纪以后，元朝所开创的大一统王朝使我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原先独立的各个地区已经纳入到统一王朝治下。明、清踵元，中央集权进一步稳定，各个地方势力相继式微以至消亡，由此我国近代版图已大体形成。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中央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对全国各个地区进行系统的政区设置。就云贵川交界地区而言，系统的政区设置自13世纪的元代始，至18世纪止本地区今天的政区格局已大体形成。在此期间本地区政区设置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而政区格局的变化，实质上则是本地区政治形势变化的反映。大体说来，这一时期本地区的政治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在政区设置上，由部族林立到设府置县。如前所述，在元朝未统一之前，本地区可以说是地方部族势力的天下。经过隋唐及两宋的发展，本地区部族势力获得了空前增强，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乌撒等部成为地方上的主导力量。但是，在蒙古入侵以后，形势就发生了较大改变。

由于早期蒙古并不具备灭南宋的决定性优势，于是其决定通过迂回战术，先灭大理，将大理作为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以形成对南宋的夹击之势。而伴随着大理的灭亡，本地区作为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缓冲地带的基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蒙古在本地区外围的统治据点已经建立起来，并先后于至元十二年（1274）、十八年、二十三年置云南、湖广、四川三行省。三行省建立以后，元朝分别从西南、东北、北方对本地区进行军事征服，追于强大的军事压力，原先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本地区各部族不得不臣服之。而随着各个方向军事行动的展开，本地区各部族亦逐渐纳入各行省治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障下，元朝开始了一系列的政区设置与建设，在本地区的中南部，以各个部族为基础，先后设有曲靖等处宣慰司、乌撒乌蒙宣慰司、亦溪卜薛宣慰司等，在部族力量相对弱些的北部地区则置有马湖路、叙州路、泸州、播州军民宣抚司等。尽管有元一代实际上并未实现过对本地区的深入有效治理，但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政区设置并将其纳入省治之下，应该说在本地区的政区沿革史上元代的开创之功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明代以后，本地区在政区设置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新置贵州一省，以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区的三省分治：二是在本地区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附近设置大量兼具军事、行政功能于一体的军事型政区——实土卫所；三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云贵川三省所辖及省界，使其在整体上呈犬牙交错之势。以上几项措施是有明一代在本地区政区设置上所做的主要工作，“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所做的调整工作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而这些工作也为清代奠定本地区今天的政区格局打下了基础。清王朝在本地区的政区设置上则既有因循也有创新。以原有部族为基础进行政区设置，加强三省分治，这是没有变的。在此基础上，清代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对三省边界重新进行厘定、将原来的实土卫所进行改置裁并、新的府州县的大规模设置。通过上述种种措施，至18世纪，本地区今天的政区格局已大体形成，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本地区原先部族林立的局面亦为省治下的府州县所取代。这一转变可以说在本地区的政区沿革史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其二，除了政区的变化之外，在地方治理上实现了以土为主到以流为主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本地区政治上的另一大变化。云贵川交界地区是个少数民族地区，白隋唐以来长期为彝族先民“乌蛮”所占据，即所谓“乌蛮七部落”之地。至元代时，又称为“罗罗”，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巂皆此类也。”明确其分布地域在今滇东、滇东北、黔西、川南一带，这正与《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乌蛮七部落”之地望相吻合。罗罗是当时本地区的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其不仅具有族属上的一致性、地域上的相连性，同时，也是一个近亲集团。因此，在元初的军事征服以后如何对该地区进行治理，就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元朝统治者的处理还是比较合适的。鉴于当时本地区部族力量的强大以及其它因素，元朝统治者在本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即主要以当地部族统治者治理该地区，通过朝廷任命土官来治理地方，同时佐以流官。有元一代，通过土司制度的实施，本地区事实上已初步纳入国家行政系统之内。

至明代，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更是加强了对本地区的控制。一方面，土司制度作为本地区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得到完善和加强，统治者意识到“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其道在于羁縻……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另一方面，也严格限制土司力量的发展，对于某些为乱异己者则进行镇压，明后期一度对反叛的水西、播州、永宁等地土司用兵即是明证。整体来讲，明代在本地区的地方治理上仍以土官为主，但已经借机对某些危害地方稳定的土官进行镇压，进而改土归流，进一步加强流官在地方治理中的比重。而流官比重的增加则意味着中央在地方上直接控制范围的扩大和地方部族力量的缩小。至明后期，本地区势力对比的天平实际上已经倾向于中央一方。

进入清代，经过康熙年间的一系列措施，本地区主要的战略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已基本置于流官治下，中央已经取得了势力对比上的决定性优势。再至雍乾之际，针对本地区核心区域乌蒙等地所进行的改土归流就轻而易举了。而随着乌蒙等地改土归流的完成，本地区在地方治理上也由元代的以土为主过渡到以流为主。此时，中央已享有地方的直接治理权，其在地方上的权力也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流官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主角，只有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才以土官治理。

上述两项政治变化给本地区带来了以下政治影响：其一，由原先较为自由的独立状态进入到中央有效控制的省治之下；其二，地方部族力量的主导权基本丧失，从属于中央派遣的流官之下：其三，在政区版图上为云贵川三省分辖，成为政治地理上的边缘地区。

总之，以13世纪元朝建立对本地区的初步控制为开始，至18世纪，清朝中期本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政区格局的大体形成，在此期间，本地区在政治上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由主导到从属、由主动到被动的变化过程。在此期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本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由此也使得中央王朝对本地区的政治控制日益加强，反映到本地区的政区设置上就是政区系统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但是，随着中央王朝对本地区政治控制的日渐深入和政区设置的日益完善，本地区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18世纪以后本地区几乎再未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以及军事斗争的焦点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地方政治主导权的丧失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因此，有理由认为本地区在13～18世纪经历了一个政治边缘化的历程。

四、原因的简要分析

何以在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区会有一个政治边缘化的过程？笔者以为这是与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的。

元朝建立以前，尤其是隋唐至两宋这一时期内，本地区基本上是充当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之间缓冲地带的角色。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双方既无意也无力打破彼此问的均势，与其两败俱伤，倒不如相安无事，地处二者之间的本地区充当缓冲地带的角色自然较为正常。本地区各部族也正是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于二者之间大获其利，在几百年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以至形成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地方部族政权。但是，一旦当这种均势打破以后，或者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二者有意于开疆拓土时，本地区势必成为双方纷争的战略要地。南宋末年，蒙古军占领大理以后，全力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而南宋军则于本地区全力抵抗，一时间本地区成为双方的斗争焦点，即可印证这一点。在元朝统一全国后，本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因为统一而有所下降。从地理的角度而言，本地区介于中央在西南的各个主要统治据点之间，连结各个据点的主要交通线多经过本地区或介于其周边，而其又山高水深，易守难攻。从民族的角度来说，本地区虽然是部族林立，但是，其彼此之间却是近亲集团，声息相连，具有族属上的一致性，加之其中不乏罗氏鬼国这样势力雄厚的地方部族政权，若任其发展，则难免不会连为一体。

综此两点，倘若地方部族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对抗中央，则中央在西南的统治势必难以稳定。尤其是对云南而言，假如云南通往内地的几条主要交通线被当地部族切断，那么，云南一省无异于“飞地”，边疆的再次割据则再所难免。再者，即便是其不为乱地方，若任其发展、不加限制，亦难免有朝一日会连为一体，进而坐大地方，显然这也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时人也看的很清楚，郭子璋言：“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淳，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道出了时人对于这一战略要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元、明、清三代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逐步削弱其政治独立性，对其分而治之，最终将其置于中央直接有效的控制之下，也就成了三代统治者在本地区政策上的不二选择。因此，13～18世纪本地区的政治边缘化，就其实质来说可以说是三代封建王朝国家政治意志的体现，是“大一统”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余论

正如周振鹤先生对历史时期王朝版图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边疆与内地的并存是基本政治地理格局之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少数民族自身而言，这也就意味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由藩部向行省转变的过程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经历一个政治边缘化的过程。历史时期彝族自身在唐宋时期曾经建立过不少的地方部族政权，有的甚至初步具备了国家的形态，然而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及其政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其在政区归属上也逐渐为云贵川三省所分辖。而由于这一事实的形成，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发展方面则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政治的重构并没有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方面的所谓进步动力并非来自其内部，也并非由当地的土著居民所完成，而是由后来进入该地区的汉族移民所带动。这一点应当为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及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者所注意。

除此以外，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迄今为止，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历史地理学界，在讨论这一地区或其他类似地区的历史进程时，尚未建立起话语系统的转变，传统的王朝中心依然是主导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历史进程的认识。尤其是13世纪以后所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王朝——元朝和清朝，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思维和手段与以往的汉族政权是有一定差异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由此开始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如何从更广阔和多维的视野中认识这一时期不同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问题，还有待于学界以后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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