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摘要　农村转型发展是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消费方式转变，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文章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的研究历程，总结了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研究内容，讨论了农村转型发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经历了1949—1978年制度转型背景下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农村转型，1979—1993年体制转型背景下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波动发展，1994年以后发展理念和经济环境演变下的农村转型发展等三个阶段。由于各阶段农村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同一阶段内农村发展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侧重。最后，从农村发展的宏观战略与理论及方法，农村耕地保护、占用补偿和粮食安全，农村工业化、城乡转型与统筹发展及功能区划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特色优势农业培育，新农村建设机制与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农村；转型发展；研究进展；展望；中国

中图分类号F3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1—0020—05

农村转型发展是实现农村传统产业、就业方式与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由过去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转向构建和谐社会过程的统一，其实质是推进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生态环境和社会的主体。中国农村发展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农业地理学兴起时期，地理学通过引入和借鉴西方相关理论与学科体系，对农村发展给予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总结其中经验与不足，为未来农村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 1949—1978年制度转型背景下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农村转型发展研究阶段

建国后，中国农村主要以提高生产力为主要发展目标。1950年开展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极大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发展迅速。为了适应当时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地理学与农业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为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研究工作。“以任务带学科”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经验。农业地理学家坚持走“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宗旨，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建国初我国地理学发展主要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将一个完整的地理学切割成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造成自然地理一枝独秀，而人文地理学不受重视。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村发展研究主要侧重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实践研究。

1.1 1949—1958年粮食生产能力调查与农业区划研究

建国初，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推动力和人民生活的主要保障，粮食市场基地建设和农业生产区划及农田生产力调查等研究受到国家很大重视。任美锷根据价值系数和热量系数计算了单位面积农田的生产力，分析了四川省农作物生产力的地理分布。1953年应农业部要求，地理学者和农业学者们编印了《全国各省农业区划资料汇编》，将中国农业区划的研究推向高潮。此后，农业区划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周起业提出了农业区划的理论依据，强调了农业区划中应注意的问题。周立三、吴传均等通过实地考察，对甘青宁农牧交错区的农业区划进行了初步研究。

1.2 1959—1965年自然灾害与决策失误背景下以温饱为重点的农村生产力研究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把我国农村经济拖入了泥潭，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无疑给我国农村发展雪上加霜，因此相关农村发展研究仍集中在农村生产与生活供给能力、土地生产力等为温饱服务的领域。邓静中等撰写了《全国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专箸，阐述了农业生产配置理论方法，对农业区划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1963年，国家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列为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一项重点项目，将农村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向了前沿。邓静中从农业区划的实证角度和科学基础出发，对我国农业现状区划作了深入分析。周立三针对农业生产区域的分布及演变，探讨了农业区域的形成、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区划体系。农业类型与农业生产布局亦是这一时期农村发展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缪鸿基等以中山市和番禺县为例，分析了当地农业土地类型特征及分布的规律。这些研究以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集约化水平为依据，以定性为主，是建国以来较早的农业类型研究。

1.3 1966—1978年以农业综合考察向工业化转型的研究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期，农业综合考察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地区，地理学家参加了黑龙江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宜农荒地资源考察，对宜农荒地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合理开发宜农荒地(甸子地)的建议。这一阶段，由于国家计划建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加之农村发展迅速，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均出现了剩余，农村地区也进入了工业化初始阶段。因此，相关研究也从农业综合考察转向了农村工业化，出现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技术和装备，并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上也有所转变，逐步实现了农产品加工业和部分种养业集中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标准化运营，综合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

2 1979—1993年体制转型背景下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波动发展研究阶段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加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发展步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型背景下。从体制转型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1985年“大破大立”的体制变动促进农村快速发展阶段；1986—1993年新体制完善，国家建设重点转向城市，农村发展及研究相对弱化阶段。

2.1 1979—1985年体制“大破大立”变革下的农村快速发展研究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营体制，乡村(乡政府、村委会)体制取代社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体制为其主要表现，加之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以及国家对农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农村发展经历了破除旧体制、重建新体制的“大破大立”的乡村体制转型。

2.1.1对农业生产区划、布局和综合考察研究的深化

1980年，各地政府机构陆续成立了农业区划办，推动了全国性的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工作。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带着任务开展了诸多实践研究，分别在农业生产基础资源条件区划、部门农业地理区划、农业技术条件区划等方面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为后期的农业生产布局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1985年，由中科院地理所牵头出版的《全国综合农业区划》，系统地介绍了农业区划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业综合考察，为农业类型划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郭焕成等对全国农村地区发展进行了全面评价，并做出相应的功能区划分。农业综合考察在吴传钧和邓静中的领导下，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中

国农业地理总论》、《中国土地利用》成为国家和各省(区)规划农业发展和布局的重要科学依据。

2.1.2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转型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村发展也出现了崭新的姿态。农村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商品经济与农村发展，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对体制的适应与响应，合理布局农村聚落等方面。陈传康从商品生产角度出发，认为黄土高原应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施农业商品化和产业化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吴传钧强调，农业生产要结合区域资源与环境的优势，发挥各地优势进行地域化生产。王振民分析了包产到户后上海农村发展的情况。

2.2 1986—1993年新体制巩固，农村徘徊发展研究阶段

1986年后，在改革方面少有大的变动，较多的只是对业已推出的新体制进行完善和修补，是改革与农村发展的徘徊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将发展的重点转向了城市，致使农村发展步入了徘徊阶段，有关农村研究也相应减少。经过了改革开放几年的资金积累，加之农业科技的进步解放了相当部分的农业劳动力，促使“农户联合体”等新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由于市场转型与制度转型的时间错位，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时期成为局部地区农村发展的主导力量，出现了诸如“温州模式”、“苏州模式”等乡镇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我国这种特有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造成农村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问题突出，有关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农村环境保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

3 1994年以来，发展理念和经济环境演变下的农村转型发展OF究阶段

1991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召开的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登博斯宣言》，明确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1994年我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也列入其中，农村发展理念由原来的以提高生产力和经济为中心转向可持续发展。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将我国农村也置入了国际分工与协作的全球化背景下。

3.1 1994—1997年以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为主导的农村实践研究阶段

由于全球环境变化和局部地区农业生产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农村自然资源承载力已接近极限，耕地后备资源也近枯竭，因此，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理念贯穿了农村发展的主线，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和优先领域，也是研究的难点所在。刘巽浩从科技支撑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吴传钧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不同类型区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和蔡运龙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战略及其操作手段研究”分别从不同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支撑体系和不同类型区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推向了深化研究阶段。

3.2 1998—2003年生态安全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经济与粮食安全协调研究阶段

1998年，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整体迅速恶化的状况，国家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一系列生态建设措施，相关生态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地域模式比较，人口增长与粮食安全，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等研究就此展开。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农村发展研究转向了国际贸易背景下的农村发展与粮食生产，以及基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与WTO双重背景下农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陈南岳在界定生态贫困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的特征、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徐勇等以延安燕儿沟流域为例，对其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张美华提出，中国加入WTO后应提高农业综合能力，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选择以“林”为主的生态农业模式。

3.3 2004以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

21世纪以来，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研究呈现出炽热化状态，我国城市与乡村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发展滞后的各种问题显现出来，国家层面与研究机构对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再次加大了关注，自2004年以来，国务院连续出台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力推动了农村发展研究的热潮。主要关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城乡统筹发展等一系列围绕新农村建设的研究议题。刘彦随的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2006—2010)，提炼出了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为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子。张富刚等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剖析了中国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构建出区域农村发展的几种主导模式。罗谦等探讨了环境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提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4　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研究的趋势

4.1农村转型发展的宏观战略、理论及方法

地理学有为农业与农村发展服务的传统和经验。新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农业与农村投资和建设力度，为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农村转型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农村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水土资源保护与粮食安全体系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与竞争力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补偿等。农业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产农业”到市场经济时期的“高效农业”的转型，农民参与非农业活动的人数逐年上升，农村城镇化加快等现实问题都要求农村发展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上，借助“3S”技术、网络技术和专家决策技术等，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建立农村发展的系统动态评价模型。

4.2农村耕地保护与占用补偿及粮食安全系统研究

我国农村发展的重大转折和变革对未来耕地保护会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速度迅速加快；生态建设对耕地的占用也加速了耕地的减少。因此，耕地保护为农村未来发展提出了新命题。其次，耕地占用补偿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对不同地区进行耕地收益的合理评价以及土地利用方式转换后的效益估算是未来农村研究的热点。此外，随着我国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总量将大幅度增长，而耕地将随工业化、城市化加快进一步减少，粮食安全问题将成为农村发展研究的重点。

4.3农村工业化、城乡转型与统筹发展及功能区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局部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农村产业非农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探索出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带动了当地城镇化，局部地区实现了城乡转型。因此，农村工业化相关研究成为这类地区的研究热点，相应地农村工业化带来的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型及相关经济演进政策配套等也成为研究重点。按照国家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对区域功能定位与划分，适时推进新时期“中国农业与乡村发展功能区划分及区域战略”的综合研究，针对不同农村经济类型区域，农村发展的资源、经济、技术与政策保障体系和区域间的有效协作机制及其途径等成为农村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4.4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特色优势农业培育

发展现代农业是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也是农村发展研究的新命题，主要从农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经营理念、农村发展效益等方面展开。农业发展关注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特色优势农业培育与发展，农产品品种改良，农村发展的竞争力提升，农户集约化经营等，从提高农业效益，相应增加农民收入来缓解农业社会效益高与经济效益低之间的矛盾。因此，农村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自然就成为研究的重点。

4.5新农村建设机制、模式研究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研究关注农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判标准、模型的建立，不同类型区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驱动机制，解析不同类型区典型模式成长的区位条件、空间效应及生命周期，剖析农村转型发展的动态格局，寻求提升农村竞争力的突破口等。研究保障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机制，探索新型民主的管理形式，农村社会保证机制及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全民参与的农村建设机制等。另外，在具有资源、区位优势的地区展开“新农村典型示范区”试点研究也是未来农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实践环节。

(编辑　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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