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压力\社会信任与环保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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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深市2002年至2006年的215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共压力、社会信任对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政府、银行债权人和外资股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越大，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而社会信任仅对非食品、饮料的重污染行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关键词：环保信息；公共压力；社会信任；披露质量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111-11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经济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工业污染物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水资源污染、环境破坏及其对人类带来的危害，让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建设之路，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1989年3月，在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上，提出了环保信息披露问题。1998年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集中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的工作文件(徐欣，2007)。1998年初，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始要求石油、钢铁、金属、汽车和造纸五大行业公司在互联网上附加揭示环保信息，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还颁布了第92号公告，专门对环保信息的披露进行了强制性规定(徐欣，2007)。加拿大、英国、法国、丹麦等国也都对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和环境保护颁布过类似的规定和要求。我国自1979年以来，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保护法》等相关法规，2006年政府还首次发出了水资源污染警告，预计3.6亿公民缺少安全饮用水(张劲松，2007)，广东北江污染、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爆发，更加引发了政府对环保的关注力度。这是因为，一旦环境遭到破坏，其恢复的难度和代价将会很大(胡国良等，2009)。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是一个事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田昆儒等，2006)。不仅政府关注企业环保信息的披露，学术界对环保信息披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企业环保信息的披露有助于减轻外部信息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监督企业改善环保条件，履行社会责任。为什么有的企业愿意披露环保信息，而有的企业不愿意，企业环保信息披露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如何促使企业提高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有不少文献对环保信息披露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Deegan(1996)、Deegan和Rankin(1996)等人研究了澳大利亚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状况，他们发现激励公司披露环保信息是基于政治成本考虑，同时，公司披露环保信息还有改善形象的动机，公司在被EPA起诉后披露的环保信息更充分。Cormier和Magnan(1999)对加拿大1986-1993年212家样本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信息成本、公司财务状况是决定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因素，同时行业、公司规模和管制也对环保信息的披露有影响。Ahmad、Hassan和Mohammad(2003)研究了马来西亚环境报告的决定因素，他们的研究发现，公司在年报中自愿披露环保信息与公司财务杠杆呈负相关，与“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呈正相关。Cormier、Magnan和Velthoven(2005)选用337家德国大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德国公司环保信息的披露，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公司规模、所有权、固定资产年限决定了德国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质量。Gamble等人(1995)选用了1986年至1991年12个行业234家样本公司，研究美国10K报告中环保信息的披露质量，他们发现，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总体较低，石油、钢铁等行业的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环保信息披露自1989年后显著增加。Basalamah和Jermias(2005)研究印度尼西亚公司的社会和环境报告后发现，企业披露社会和环境报告与公司面临的重大威胁有关，如声誉损失和生存危机等。

在我国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研究文献中，耿建新和焦若静(2002)、肖淑芳和胡伟(2004)等人分析了上市公司环保信息的披露现状及其问题。汤亚莉等人(2006)以2001年和2002年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环保信息的60家公司作为样本，60家未披露环保信息的公司作为对照样本，研究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公司业绩是影响环保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肖华、张国清(2008)研究了“松花江污染事件”后79家A股化工行业公司的股价及环保信息披露行为的变化，他们发现，样本公司的股票累积超常收益率显著为负，2年后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显著增加。王建明(2008)研究了外部制度压力和行业差异对环保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行业差异和外部制度压力对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

本文拟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侧重从公共压力、社会信任视角，分析其对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与上述文献显著不同的是，本文采集的样本包括了2002年至2006年的较长区间，对公共压力的分析包括了政府、债权人、特定股东和社会公众四个方面，并将社会信任纳入研究范畴，这是对过去文献研究的拓展。本文的研究发现，来自政府、银行债权人和外资股股东的压力越大，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社会信任对不同行业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发展

1　公共压力与环保信息披露

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依据，为了正确做出决策和主张自身权益，利益相关者往往会对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公司披露符合其要求的信息。但公司基于各种考虑，并非都如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愿充分披露信息，信息披露过程实质上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环保信息的披露亦是如此。

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认为，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行为是应对外部压力的一种手段，根据这一理论，各个公司及不同时期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是由于其所承受的公共压力不同，公共压力的变化，将导致披露水平的变化。Walden和Schwartz(1997)、Deegan和Rankin(1996)等人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发现，环保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是公共压力增加的结果。11716]

对公司施加公共压力的主体包括了政府、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利益团体。公共压力的产生是由于利益方不满意而导致的(Walden和Schwartz，1997)，如政府不满意公司执行环保政策的力度，公众不满意公司对自然资源的污染，股东、债权人不满意公司隐藏环保信息导致的或有负债、重大危机等，这些不满意的情绪将转为压力，促使公司更好地执行环保政策，披露环保信息。如政府(尤其是环境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管理机构)基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会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

公司改进环保措施，提供环保信息。我国国家环保总局曾发布的《关于企业环保信息公开的公告》(环发[2003]156号)中，明确了列入名单的企业(主要是重污染的国有企业)必须披露多种环保信息。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放贷失误，可能要求公司提供环保信息，以防止公司因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赔偿降低其偿债能力，最终危及公司贷款的回收。

可见，公司进行环保信息披露与外部公共压力存在联系，或者说公司之所以会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相关的环保信息，是对公共压力作出的反应，目的是缓解公共压力，维持其与社会公众、政府、债权人、外资股东等各方的良好关系，以免陷入公众抵制、政府处罚、债权人停止合作、股东反对等危机之中，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肖华、张国清(2008)就发现，2005年中石油吉林化工分公司造成“松花江污染事件”后，同属于化工行业的79家上市公司，迫于外部公共压力，在随后的两年里增加了环保信息披露。这说明，随着我国社会公众和政府监管部门对环保信息的重视，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增加，改进了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行为。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面临公共压力越大的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2　社会信任与环保信息披露

社会信任主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间存在着的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活动或机构运作所持有的一整套“普遍而近似的态度” (白春阳，2006)。社会信任对人类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指出，人类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的，离开了社会习惯和道德，交易活动的基础就会动摇，对交易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福山(1998)也指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经济效率。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研究直接发现，社会信任与各省区域经济发展、企业绩效、外资引进等有显著关系。

社会信任以个人信任为基础，但并非个人信任的简单加总，而是社会上客观形成的诸多个人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凝聚的群体意识网络的集中反映。可见，在数量众多的个人信任经过某种“集中”形成主流信任(即社会信任)的过程中，非主流的个人信任被社会信任所同化。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普遍而近似的态度”的影响，将服从主流信任，被社会信任所同化。即企业所处省份社会信任度越高，公司的诚信度也越高，对社会契约和法律、法规的履行也越好。

保护环境的责任，既有法律、法规的显性契约规范，也有社会责任、商业伦理的隐性契约约束，社会信任度越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感就越强，对契约的遵循程度就越高，那么其环保信息披露的质量就可能越好。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三、研究设计

1　变量定义

(1)环保信息披露质量

目前对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早期对环保信息披露进行研究的学者Wiseman(1982)发展了一种评分方法，他从经济因素、环境诉讼、污染减轻和其他环境事项四个大类18个项目评价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每一项目，根据其披露详略程度给予评分，如果该项目有货币性信息或定量描述得3分，如果是具体的描述得2分，如果是一般性的描述得1分。这种评价方法被Comfier和Magnan(1999)等人广泛使用，Cormier、Magnan和Velthoven(2005)在这种衡量方法的基础上，还设计了更为详细的评分标准，他们的评分项目包括支出和风险、法律和管制、污染减轻、可持续发展披露、土地修复和污染、环境管理等六大类37项。我国的学者在研究环保信息披露问题时。也沿用了类似的方法，肖华、张国清(2008)对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评分采用了七大类36项，王建明(2008)的评分包括了22项，肖淑芳和胡伟(2004)则把上市公司披露的环保信息划分为11项。因此，本文也采用分项目评分方法，并根据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的具体情况，将环保信息划分为环保投资、环保贷款等十大类，按十大类环保信息披露的详略情况进行评分，具体评分方法见表1。

(2)公共压力

对公司来说，来自外部的公共压力包括政府压力、股东压力、债权人压力以及社会公众的压力。一般来说，国有股比重越大，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越强，政府越能实现通过企业贯彻政策的愿望，也就是说政府干预企业行为的影响力更大，对企业来说压力也就越大。因此，本文采用国有股比例作为政府对企业施加压力大小的替代变量。

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建立时间不长，投资者成熟度相对较低，不少研究发现，发行B股、H股的公司，其治理特征与其他企业不同。因此，为了反映股东对企业的监督压力，本文选用外资股比例作为衡量外资股东对企业的监督力度。

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商业信用往来形成的债权人，一种是因借贷关系形成的债权人。商业信用债权人分散，容易有搭便车的动机，而借贷主要来自银行，债权人集中，随着银行系统监管力度的加大，为了保证资金安全，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也越来越多，对企业能施加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负债的比重作为债权人压力的替代变量，该比重越大，银行在该公司的相对利益越大，银行对企业的压力和影响就越大。

社会公众压力，主要来自于舆论。随着媒体、政府的宣传和引导，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因重污染行业废水、废气排放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重污染行业在环保问题上来自社会公众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本文采用公司所处行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作为社会公众压力的替代变量。对于重污染行业的划分，根据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以及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确定。在《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中，将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暂定为重污染行业，结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将采掘业，食品、饮料，纺织、服装业，造纸、印刷业，石油、化学、橡胶、塑料，金属、非金属，医药、生物，电力、蒸汽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等定为重污染行业。

综合上述，公共压力替代变量包括：(1)国有股比例；(2)外资股比例；(3)银行贷款比例；(4)行业变量。

(3)社会信任

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了不同的特征，根据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的跨省调查研究，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信任度不同。他们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2000年向15000多家企业发出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00多份，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对象主要是一些企业及其领导人，调查样本涉及13个行业和各种所有制结构。有关信任的问题设计是“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按顺序排列)”。他们分

别计算了一个地区被认为最守信用以及依次排位的次数及其占所有回答者的比例，信任度的测度根据总样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来定。本文直接采用他们调查得出的数据作为社会信任指标。

2　研究模型 为了研究公共压力、社会信任对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下述OLS线性回归模型：

上述模型中，EDI为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按表1的方法计算得出；SOE、FSHARE、CRED、IND、STRUST为测试变量，分别代表国有股比例、外资股比例、贷款占负债的比重、是否为重污染行业、社会信任度，其中SOE、FSHARE、CRED和IND是公共压力的替代变量，STRUST是社会信任度。

此外模型中还纳入了OUTSIDE、DMEET、PERF、LEV、LNSIZE和YR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公司业绩、财务杠杆、公司规模和年度虚拟变量，用于控制这些变量可能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各变量的详细含义见表2。

3　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2年至2006年在深圳上市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1)由于金融保险业公司的特征与一般公司不同，因此删除了属于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 (2)考虑到上市公司业绩的极端值较大，故删除了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净资产营业利润率处于三倍标准差以外的极值，以及净资产为负的公司； (3)删除了相关研究变量缺失的公司。通过上述筛选，最终确定2152家样本公司。研究中的环保信息披露数据通过阅读公司年报获得，社会信任指数来自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调查数据，此外，研究中的财务数据、独立董事、董事会规模、国有股比例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四、研究结果和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为1.027，最大值为14，最小值为0，中位数也为0，可见，环保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不高。国有股比例的均值为32.5％，外资股比例的均值为3％，说明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仍然较大。银行借款比例的均值为46.2％，最大值为96.2％，说明银行借款的比重较大，有的公司负债甚至基本上来自银行贷款。重污染行业的均值为45.7％，表示样本公司中有45.7％的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社会信任度指数的均值为4.202，最小值为0.1，最大值为16.6，说明各个省份之间的信任度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31.9％，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次数平均在7—8次之间。在控制变量中，业绩指标表明，净资产报酬率平均为1.3％，净资产营业利润率平均为3.1％，总资产报酬率平均为2.6％，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平均为23％，负债是所有者权益的1.4倍。

对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显示，信息披露质量EDI与国有股比例SOE、银行贷款比例CRED以及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IND呈正相关关系，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假设的预期方向一致，但与社会信任度指数STRUST呈负相关关系，在10％水平上显著，与预期方向相反，与外资股比例FSHARE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这些结果初步表明，公共压力越大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就控制变量来说，信息披露质量EDI与公司业绩PERF和公司规模LNSIZE呈正相关关系，前者的显著性水平为5％，后者的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业绩越好的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环保信息的披露质量越高，但与独立董事OUTSIDE和董事会会议次数DMEET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

同时相关系数分析还表明，各自变量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如国有股比例与外资股比例、银行贷款比例、独立董事、董事会会议等呈显著负相关，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因此，相关系数分析仅是初步结论，更稳健的结果还需要做多元回归分析。

2　多元回归结果

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列示在表3。在表3中模型1是未控制年度虚拟变量的结果，模型2是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的结果，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删去了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意见的公司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国有股比例SOE与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是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越高，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银行贷款比例的系数也在3个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银行贷款比例越高，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是否为重污染行业IND的系数在1％水平上为正，说明重污染行业的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更高，但外资股比例FSHARE的系数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政府压力、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压力和社会公众压力是促使企业披露高质量环保信息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独立董事比例的系数在模型2中为1.244，在10％水平上显著，董事会会议的系数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别为0.033、0.027和0.032，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以及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的公司，环保信息披器质量越好。公司规模LNSIZE在模型2中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除此之外，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考虑到行业不同，涉及的环境污染程度不同，如果存在个别公司不涉及环保问题，那么信息披露过程中可能没有环保信息需要披露，按照评分法衡量，该公司属于环保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会出现评价偏差。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下面专门针对重污染行业的样本公司进行分析，重污染行业的公司都涉及环境保护和信息披露问题，可以消除这一影响。

表4列示的重污染行业回归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SOE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的系数为1.165、1.231和1.195，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上。外资股比例FSHARE在模型1和模型2的系数为1.474和1.492，显著性水平为10％，在模型3中的系数为0.063，显著性水平为5％。银行贷款比例CRED的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为0.601和0.066，显著性水平为1％，在模型3中的系数为0.777，显著性水平为10％。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对于重污染行业来说，政府、外资股东和银行对其环保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来自政府的压力、外资股东压力和银行压力越大的公司，其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除此之外，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结果不显著。

考虑到食品、饮料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公众的关注力度可能更加不同，因此，表5单独把食品、饮料行业从重污染行业中划分出来进行研究。在表5中，IDRANK是一个定序变量，如果为食品、饮料行业，IDRANK为2，如果为非食品、饮料的重污染行业为1，其他行业为0。行业变量使用定序变量后，回归结果与前述表4的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对食品、饮料行业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股比例SOE的系数为0.678，在1％水平上显著，银行贷款比例CRED的系数为5.978，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中公司PERF的系数为0.359，在5％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政府压力和债

权人压力是促使食品、饮料行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公司业绩越高的食品、饮料公司，其环保信息披露质量也越高。

在表5中，把重污染行业中的食品、饮料行业剔除后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国有股比例、外资股比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外，与表4结果不同的是，社会信任度指数的系数为0.040，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不仅公共压力对非食品、饮料的重污染行业的环保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而且社会信任也对其有显著作用，社会信任度越高的省份，其非食品、饮料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这说明企业在可信度高时，考虑到环保信息对投资人的重要性，对企业经营成果和未来发展的重大影响，受诚信价值观的约束，更可能主动披露环保信息。

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Ahmad(2003)等人对环保信息披露的研究中，把公司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披露了环保信息的公司，另一类是未披露环保信息的公司。因此，在稳健性检验时，本文也将被解释变量环保信息披露指标设为虚拟变量，披露了环保信息为1，其他为0，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列示在表6。表6显示，国有股比例SOE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的系数分别为0.632、0.629和0.581，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上。银行贷款比例系数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别为0.584、0.592和0.744，显著性水平为1％。是否为重污染行业IND的系数，以及董事会会议次数系数DMEET在3个模型中也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在控制变量中，公司业绩PERF的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模型3中1％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显示，研究变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与OLS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研究结果稳健性较好。

考虑到行业差异，在敏感性测试时，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的设置按照证监会颁布的行业分类标准确定，对于制造业按照二级分类标准分类。对全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SOE的系数为0.601，在1％水平上显著；CRED的系数为0.340，在10％水平上显著；OUTSIDE的系数为1.426，在5％水平上显著；DMEET的系数为0.027，在5％水平上显著；IND的系数为0.844，在1％水平上显著。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对重污染行业样本公司回归分析发现，SOE的系数为1.138，在1％水平上显著；FSHARE的系数为1.464，在10％水平上显著；LNSIZE的系数为0.358，在1％水平上显著。除此之外，其他变量不显著。剔除食品、饮料行业的重污染行业加入行业虚拟控制变量后的回归分析发现，SOE的系数为1.049，在1％水平上显著；FSHARE的系数为1，816，在5％水平上显著；TRUST的系数为0.0361，在10％水平上显著；LNSIZE的系数为0.402，在1％水平上显著。除此之外，其他变量不显著。测试变量的研究结果与前述没有实质性差异。

此外，为了进一步排除极值可能带来的影响，还对PERF进行1％和5％的winsorize截尾处理，测试变量的回归结果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深市2002年至2006年的215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公共压力、社会信任对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政府的压力、外资股股东压力、银行债权人压力是促使公司提高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显著因素，社会信任度也对非食品、饮料的重污染行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可见，环保信息披露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且不同行业公司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重污染行业受监管力度影响更大，来自政府、债权人和股东的压力都提高了其环保信息的披露质量，作为隐性契约的社会信任也会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随着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为了更好地规范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财政部、证监会可考虑分别出台环保会计信息披露相关准则和披露格式与要求等文件，以促使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除了在上市和再融资时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核查外，还要把环境保护核查工作常规化，增强政府监管力度。同时可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利用各种传媒对企业施加压力，推动企业加大环保信息的披露力度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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