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电影学派：要素与路径

近年来，中央一直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积极推动国家软实力的增长。同时，我国电影的产量和票房也有了大幅攀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迅速跃升为电影学界的焦点议题。这场讨论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高扬起了一面醒目的旗帜，而且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电影学界的价值观，并由此催生出一批极具民族个性的分支学科。因而，这场大讨论或将在中国电影学术史上产生里程碑式的影响。为此，笔者针对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界定、体系架构、研究方法等问题，也提出了几点管窥蠡测般的拙见，希望为相关议题增添一些新的研讨角度和思路。

豪情与理性：我们应当首先思虑的问题

自2018年以来，针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问题，已有不少高校和机构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很多学者都发表了见解。综合来看，相关论述主要涉及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对建立中国电影学派的迫切呼吁。

（2）对中国电影学派内容的初步构想。

（3）对电影民族化追求的思考与弘扬。

（4）对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梳理归纳。

（5）对国产影片的分阶段分类型读解。

（6）对国内外电影市场的比较与剖析。

（7）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专题性探讨。

（8）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审视臧否。

坦率讲，就常规意义而言上述议题无疑都有价值，但对于建构一个学派来说，似乎尚未切中肯綮。譬如，以下三个关键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论证，或者缺乏令人信服的言说：

（1）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必要性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要做此事？

（2）中国电影学派的基本概念和体系架构究竟是什么？

（3）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路径何在？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

显然，“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是能够让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具有可操作性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明确阐释，那么对于建构一个“学派”而言，即便开再多会议、发再多论文、出再多著作，恐怕也意义不大。事实上，尽管大家的“建构”热情很高，但就学界目前的情形看，可谓既没有明确的方法论引导，亦罕见新颖的原创性成果，大多数研究并未突破传统模式和常规思路，基本上仍属于“新瓶装旧酒”。

例如，部分单位在2018年曾召开过几次声势较大的研讨会，在此期间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我们在仔细检索、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其中令人信服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成果并不多，倒是不乏振奋人心的口号和气势如虹的规划。为此，我们不妨先静下心来认真地做些最基本的思考、辨析和判断，然后再持之有据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概念与体系：为何建、建什么、怎么建

要完成任何一项重大的课题，都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只有明确了打造一个项目的必要性，才能清晰地锁定奋斗目标。只有捋清了达成目标的可行性，才能确定前行的道路，并找到解决的方法。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无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大事业，因此就更需要我们去潜心做好相关论证。

（一）建构的必要性

要明白無误地回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世界电影史上的相关状况。从电影诞生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先后衍生于各国的电影学派或流派至少已有十几种，就其学术主张或价值取向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是对电影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的探索与归纳。例如：英国布莱顿学派、苏联蒙太奇学派、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流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等。它们本质上都是对电影的视听语言、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实践指南或理论总结，因而这些成果几乎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的电影创作。它们之所以被冠之以某个国家的名称，概因某国乃某种电影风范的肇始之地而已。

另一类是对某些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问题的映射。例如：新好莱坞电影流派（重在质疑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新德国电影流派（重在反思纳粹历史）等。这类流派均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事件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阶段性，但通常都缺乏持续性。

综上可见，在世界范围内迄今尚未出现“某国电影学派”的笼统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或没必要尝试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事实上，就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社会状况乃至电影发展情形来看，我国与西方在很多方面均有明显差异，所以仅凭国际通行的那些电影理论及研究方法，很难全方位地说清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例如：采用“民俗元素”去丰富视听，传情达意，强化时空特征——这几乎是我国电影创作的一大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彰显民族特色之肯綮所在。 然而，在西方电影理论中却几乎找不到相关论述。为此，我们就有必要创建“中国电影民俗学”这样一门新学科来加以阐释。

可见，我们在积极学习、借鉴、采纳、使用西方电影理论的同时，还应当努力探索并逐步建构起若干具有中国本土气质的电影理论。而所有与此相关的学术探讨和科研成果，都是为了阐明中国电影的独特症候、彰显中国电影的民族风范、传承中国电影的个性优长。既然如此，我们当然需要确立一个响亮的学术名目将这一切包容起来，而“中国电影学派”这个称谓无疑是最恰当、最贴切的选项。

进一步来看，高扬起中国电影学派这面旗帜确实很有意义。它不但对于推动我国电影学科的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在促进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方面，也将产生可以预期的溢出效应。

首先，有旗帜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更有效地将志同道合的学术精英凝聚起来、形成合力，以便渐次达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的理想愿景。其次，中国电影学派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有助于我国电影学术和电影产业的做大做强。这样的努力既能让电影理论变得更加丰富饱满、更具民族个性;也能为电影创作的民族化提供更多的、更切实有效的思想资源。此外，中国电影学派的确立和发展，也将有利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有利于塑造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概念辨析与体系厘定

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界定，目前已有多种表述。遗憾的是，有些因其内涵外延过于宏大，难免给人以不着边际之感。以至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学术概念，反而更像是一段气势磅礴的大跃进宣言。还有些倒是把“边界”设定得比较清楚，但只要略加揣摩，似乎又让人觉得与传统的电影史论研究几无差别。这不禁让人发问：既然现在是打算“建构”一个新学派，假如没有创新的话，所谓建构又从何谈起呢？

或许，返璞归真才是帮助我们去界定和理解一个“学术概念”的最佳途径。在此，不妨让我们把“中国电影学派”这个概念拆开来，看看它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关键指标。

首先，这个概念有一个起限定作用的前置词“中国”。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践和现实语境来言说电影理念和创作手法。换言之，这个前置词是在强调中国电影学派的文化主体性。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尽量避免丧失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行动的策略则在于将关注的视线聚焦于那些极具中国特色和民族个性的文化资源上。

其次，我们一定要清楚“此学派非彼学派”。将一个国家的电影发展状况——从历史到当下乃至未来——都整合到“某一个学派”的领域里加以阐述，这在人类历史上虽属创举，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国电影学派里的“学派”一词，与人们对“学派”的惯常理解有很大差异，它在语义上类似于借喻，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表述而已。它与词典里对“学派”的界定虽有关联，但绝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应当具有相对明确的、可持续的学术追求。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1）规模不同。前者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学人在智力上汇聚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而后者通常只是少数同道学者的学术阵营。（2）使命不同。前者致力于提振一个国家的电影价值，旨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后者主要是为了在某个学术领域确立和推广某种学说。（3）背景不同。前者必然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而后者更倾向于从事相对单纯的学术活动，具有民间化的色彩。正是基于上述逻辑，笔者尝试着对“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及其学术体系作出如下设想：

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由众多文化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以中国电影的沿革状况、民族特色、时代症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提升中国电影水准，完善中国电影文化，增强中国电影个性为基本诉求。其学术体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1）对中国电影既往经验的阐述。2）对中国电影当下情形的归纳。3）对中国电影本土理论的建构。

这些设想仅属一孔之见，肯定不够周严，甚至会有错讹之处。笔者很期待学界方家能够给予进一步矫正完善。

路径与方法：传承光大、借鉴融合、交叉创新

就一个学派的建构而言，如果明确了“学术体系”的架构，也就大致找到了研究的路径，而研究的方法则需要不断摸索，反复尝试。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或渠道。仅就前两者而言，国内学界已有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并且也积累较为成熟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因此，这两方面在今后参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中，更多的只需在“传承光大、借鉴融合”上下功夫即可，所以无须笔者再赘言于此。下面主要谈谈在建构本土化的电影理论中，可以考虑采用的思路和方法。

1.在跨学科研究中构建交叉学科

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通过学科交叉去实现突破性发展已成为科学事业的潮流。譬如：航天事业不仅需要物理、化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合力支撑，还需要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科学的奥援。此外，当跨学科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时，必然会蜕变出新的“交叉学科”。例如：产生于旷日持久、规模浩大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环境艺术学”，就是建筑学、园林学、光学、色彩学、雕塑学、灾害学等诸多学科在长期实践中交叉融合的产物。

近四十年来，我国电影学科有了长足发展。事实上，很多学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比如，要从事电影市场研究，就必然会用到经济学、统计学、广告学乃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要从事电影史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的资料背景。显然，就我国电影学界目前所达到的学术水准而言，已然完全具备了孕育一批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基本条件。

2.发展“交叉学科”的紧迫性

我国的电影研究和电影教育历经多年发展，一方面已经蓄积了大批人才，另一方面在研究的内容、方法、对象等方面却没有明显拓展，这就导致在科研活动中存在很多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近年来，无论在《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电影文学》《电影评介》等学术期刊中，还是在各大高校的电影学硕士/博士论文中，这种令人焦虑的情形都不鲜见。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学者们懒惰，而主要是因为我国电影学术研究的视野过于狭窄，方法过于单调，角度过于逼仄所致。因此，我国电影学要想突破瓶颈，就必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积极地去構建与电影相关的交叉学科，不失为一种极有价值的创新性探索。

实践证明，这样的努力很有效果。例如：贾磊磊、袁智忠两位学者牵头在西南大学创设了“中国电影伦理学”论坛，目前已连续举办两届，参会者遍及大江南北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迄今已收到上百篇论文，出版了两部论文集。据笔者在论坛现场调查，至少有九位硕士/博士生打算把毕业论文勘定在“中国电影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中国电影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大学等高校都能像西南大学这样，也找到一个突破点，创设一个具备竞争优势的交叉学科，那么我国的电影学研究势必会增添许多新的增长点，打开许多新的研究空间。而在中国电影学派麾下，也必将涌现出、派生出许多生机勃勃的、具有本土风采的电影学说。例如：中国电影社会学、中国区域电影学、中国电影产业经济学等。

结语

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应当坚持“务本·守正·求真”的原则。一方面，要尽量回避那些大而无当的标语口号式语言，让学术的归学术。另一方面，在借鉴和使用某些外国理论时，也应努力将其吸收之后，再转化成规范的汉语去表达。换言之，我们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过程中，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应当坚决摒弃“翻译体”式的语言。再者，具体的研究方法虽千差万别，但最基本和最常用者当可概括为“摆事实讲道理”。即：陈述现象→剖析缘由→研判效果→反思得失→预判未来→提供策略。此外，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无一例外地必须以紧扣国情为前提，进而各有侧重地阐释我国电影有别于西方电影的独特之处。

花木向阳春不老，骅骝开道景无边。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恰似一轮正在冉冉升起的朝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她的普照引领下，中国电影学界必将迎来又一个风姿绰约、硕果累累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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