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历史叙事的陷阱、误区及其可能

一

虽然说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是一个老问题，但因总被作家涉及，它仍旧是一个需要被反复追问的新议题。特别是今年，随着吕新的《下弦月》（《花城》2016年第1期）、方方的《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和张悦然的《茧》（《收获》，2016年第2期）三部长篇的先后发表，这一问题重又被提上日程。三个作家虽分属不同的代际（分别为60后50后和80后），但却不约而同或者几乎同时地把叙述起点回溯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对于这一历史时段，三个人都不是亲历者，他们是以非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到历史的写作当中，这也就提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即当历史以非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样的历史与我们此前的历史叙述有什么区别？对于非亲历者，他们的历史叙述如何展开？他们的历史写作是否仅仅可以看成是历史叙述的重写或再重写？

对于“80后”叙述者或主人公而言，50—60年代的历史要想显示其真实存在，往往只能以影响的方式曲折呈现，阴影、幽灵或噩梦就成为很多作家的策略选择，这一倾向表现在小说《茧》中，是以父亲的形象的缺席来表征，其结果，对父亲的寻找及其形象的重塑一定程度上就承担了对历史的重构。因而如何走出阴影很多时候就与对历史真相的寻找重叠一起。父亲的死亡，让叙述者停留在对父亲的想象中，如何让这一想象变成真实，叙述者开始了人生的漫长的寻找过程，寻找父亲生前的同事、同学、朋友以及学生，通过他们的回忆力求还原一个父亲的形象，但到最后却发现，父亲的形象非但没能高大具体，反而愈加模糊复杂，如此一来，寻找父亲并力求重建父亲高大形象的过程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父亲高大形象的坍塌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坍塌而来的，是主人公的失落以及从这种失落中的精神的蜕变与成长。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部以追溯历史的方式来表现自身精神成长的小说，对历史的追溯伴随着主人公情感上的自我折磨与精神上的不断反思。换言之，这是以历史作为背景的成长小说写作模式，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走出历史的阴影及其影响的过程。

与此相似的是方方的《软埋》，同样是父亲缺失，作为“60后”的主人公刘青林却没有那份寻找的执着和耐心，他更看重的是现实的安稳和踏实。对于刘青林而言，虽然他有机会得知埋藏在历史深处的父母双亲的痛史和创伤，但他选择了回避和适可而止。因为他深知，相比藏在历史深处的真相的多种可能或者模棱两可，那种通过自己的艰辛打拼而获得的安稳且富足的生活似乎才更让人感到坚实而可靠。而事实上，就这部小说的叙述来看，历史也往往并非我们所常常想象的那样一目了然、彼此分明或带有某种原罪色彩。方方并没有回避历史中的暴力和血腥，但她试图告诉我们，历史中的很多事情其实带有极强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比如说刘青林的母亲，她和她的丈夫一家，他们的创痛，更多是个人间的恩怨、误会乃至误判所致，而不能把责任仅仅归之于革命的暴力及其激进的现代性逻辑。方方十分清楚，历史之于历史学家，当然需要尽可能显现其真相，但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而言，却大可不必过于较真，他们更应看重的是现实生活的好坏而非埋藏于时间深处的历史：如果一味沉浸在历史的阴影或记忆中而走不出来，这样的历史对于活在当下的人们又有什么意义可言？

虽然说，张悦然和方方的小说彼此之间风格迥异，但都表现出一种共同倾向，即以历史影响现实的方式来对待历史，而非以回避现实的姿态进入历史。所不同的是，一个主人公是作为历史的施暴者的后代（《茧》），一个则是作为历史的受害者的后代（《软埋》）。两部小说中，历史都是以阴影或噩梦的形式存在，而这恰恰也是非亲历者所能想象或感受到的历史，对于这样一种历史，要想走出其阴影或噩梦，两部小说给出了两种方案：如若作为历史的施暴者的后代，走出历史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以自我救赎的方式，自救救人（为父祖辈救赎）；而若以历史的受害者的后代存在，对于那样一段彻骨之痛，最理智的方式与其说是追溯声讨，莫过于面向现实的和解与对话。历史本就充满歧义，与其纠缠其中走不出来，不如活在当下来得更为重要。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安稳、和平与美好，是作者叙事历史的前提或立足点。相反，吕新的《下弦月》则延续了文学写作中一向盛行的历史重写思潮。小说虽然带有叙事形式上的先锋色彩，但其所反复着力或凸显的仍是所谓特定历史时期的创伤、苦难与荒谬，从这点来看，它与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小说让我们明白，所谓历史的先锋写作，不应仅仅旨在形式上的翻新或创新，形式的背后如果不能提供对历史的更深刻的思考，或者说形式的先锋背后包裹着的仍旧是传统的或保守的历史观，这样的历史先锋写作其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相比之下，同是2016年发表的格非的《望春风》则是另一路数。这部小说在叙述上的新的尝试可以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当历史只是以某一限制视角的方式存在时，这样的历史叙事或可称为真正的先锋历史写作。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历史叙述，限度意识使作者/叙述者警醒：历史的有效性往往是与其观察视角相关联的，一旦超出这一视角，历史的真实性便会大打折扣。这一小说告诉我们，历史的神秘与真实（感）往往都只有在一定的叙述视角内才能成立。

二

张悦然和方方的小说，代表了近几年历史写作的新的趋向，即历史是放在现实的对照的层面加以展现的。换言之，写历史是为了表象现实。这样的代表还有路内的《慈悲》（2015）、贾平凹的《老生》（2014）、格非的《望春风》（2016）等等，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回溯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特别是《望春风》，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但他保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既能让他抵制历史的不公不义，也让他在现实的畸变发展面前保持一种内心的平衡。这些小说，在对待历史时，都是采取把它与现实并置一起的方式加以表现的。换言之，如果说这些小说对历史有某种批判的话，那也是对现实的批判的延续。现实的荒谬，是历史的不义的映衬，这些小说表明，仅仅批判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历史放在现实的延伸与互为镜像的层面加以展现才能显示其历史叙事的新意所在。

这些小说表现出的另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即对历史真相的悬置态度。这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现象学倾向。《望春风》自不必说，其以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人称视角表现历史，对于这样一种历史，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都只能是其某一侧面，甚至是不可靠的侧面，至于真相，也就无从谈起。与此相似的是，《慈悲》也表现出与历史的创痛和解的态度，对于小说的主人公而言，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苦难深重的存在，至于孰是孰非，似乎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生存或生活本身。这当然不是说这些小说的作者们对历史的真相不感兴趣，而只是在表明一种普通百姓的现实态度：历史的真相自有历史学家去探寻，对于百姓而言，与其执着于对历史的真相的纠缠及其社会批判，不如面对现实生活来得更为重要而迫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在对待历史时，大都采取重写或反写的姿态，其结果也就造成历史叙事常常只是停留在不断的重写、反写及再重写上。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抛开其叙事上的探索和题材上的创新不论，某种程度上，其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先行或意识形态内涵预设，诸如人道主义主题、正义与邪恶间的对立、权力斗争模式等等。相比之下，前面提到的这些小说中的历史虽然要显得面目模糊且态度游移，但也正是这种模糊与游移，才真正显示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来。就前者（即那些重写反写之作）而言，往往只是以历史之名的意识形态写作实践，历史虽然具体而微，但其实只是背景或前景，历史细节可以随意增饰删减而并不影响其叙事效果。对后者而言，历史虽然很多时候显得较为模糊，但其实反而让人有真切实在之感，并不能随意增删。这就是历史叙事的辩证法。当历史以其坚实乃至坚硬的质地存在时，历史其实距离我们很远，相反，当其作为现实的镜像若隐若现时，这样的历史之于我们反而更加显得触手可及。

三

这就必然涉及到小说中历史的存在方式问题，即，历史是以反写或重写显示其乖戾存在，还是应尽量保持其宏大叙事的正面形象？历史是以传奇或故事的形态存在，还是尽量呈现其日常形态的平实平庸？历史是以道德的形态矗立，还是尽量保持其混沌色彩？ 我们并不反对针对历史的反写或重写，但反对针对历史的无限度、无原则的重写。一定限度的，或在某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重写，并不少见，也自有其合理性。比如说“文革”结束后的历史重写或反写（比如伤痕反思写作、知青写作），是为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把历史视为滑动的能指符号，就像很多新历史主义之作，这时的历史叙事往往就成为为反写而反写的叙述游戏。这样的重写既需要警惕，也要明晓其限度所在。

正因此，也就需要对小说中历史叙述的几种误区保持警惕。

小说中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叙事，这也意味着，历史叙事可以采取各种表现形式或表现角度，它可以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以全知的视角存在，也可以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靠拢而显示其限制视角的历史景观；它可以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实有形态存在，也可以作为历史背景这样的虚化形态存在；它可以写实，也可以写虚。就像艾伟的《越野赛跑》，作者在象征现实与历史秩序的光明村之外，另设一虚幻、浪漫且神秘的空间——天柱——作为映照，这样一种处理现实和历史的方式，既能遵守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又不会显得过于滞重，作者发挥的空间很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可以被过度传奇化或道德化。如果说伤痕反思写作代表了一种把历史道德化的处理方式的话，阎连科的《四书》同样也是一种典型地把历史道德化、传奇化的做法，其既显夸张，也嫌意念性过强。阎连科的历史写作带有很明显的历史寓言或讽喻写作的性质。同样，这种倾向在盛可以的《野蛮生长》中也明显存在，虽然两部作品采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方法。这样一种做法，虽看似立场鲜明且酣畅淋漓，但其实经不住推敲，它们所表现出的对历史的化约和再度本质主义，同样是对历史丰富性的极大伤害。

此外，小说中的历史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取向，它还是一种方法论和本体论。如果说小说中的历史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题材取向，这样的历史写作在大多数小说中都存在，因为，只要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不指向当下或未来，这样的小说便可能是历史小说。同样，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历史仅仅视为空间意义上的题材选择的话，往往又会从题材上的翻新出奇入手（就像当下方兴未艾的抗日神剧或层出不穷的谍战片），这样的历史写作就有可能沦为或陷入对历史的不断反写的循环之中，为反写而反写。

这样来看，我们目前的历史叙事所亟需解决且更为迫切的似乎是一系列的祛魅和还原工作：既要去传奇化，也要去道德化；既要去故事化，也要去本质化；同样也要还原其日常生活形态和混沌色彩，及其多重趋向。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小说中以其尽量丰富而感性的形态存在，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其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同样，我们也要打破小说中的历史叙事的所谓过去时态的限制，历史只有摆脱过去时态的限制，才能充分敞开其各种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其不断被反写或重写的命运。

我们期待一种不以反写或重写的方式而存在的历史叙事，不论这种反写可能会以何种宏大叙事的名义进行！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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