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公众考古的现状及相关措施

摘 要：本文以当今公众考古的现状及所带来的利弊为研究背景，旨在以此为契机探索我国的公众考古发展之路，从而让学术更好地走向大众。通过对中国知网的相关论述进行整合研究得到一个具体可行的措施，明确了该措施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

关键词：公众考古 现状 措施

一、公众考古学的定义、我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及相关争议

（一）公众考古学的定義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以为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为核心思想，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及参与的广泛化。主要研究如何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让考古成果走向大众。

（二）我国公众考古的发展

中国公众考古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具体可概括为四种表现形式，即如何传播、如何教育、如何开展活动、如何展示。其发展过程主要由个体走向整体、团队，最后完成向群体实践的转变。

我国公众考古兴起于1935年-1938年期间，该时期考古的社会化进程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在这期间内，徐炳昶（徐旭生）先生带队的斗鸡台考古队对宝鸡斗鸡台墓地展开的考古调查研究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另外，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也是中国早期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他的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6]以及他的考古随记完成了对考古工作的普及。

我国的公众考古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的典型代表是一批考古历史类通俗读物的发表，如裴文中先生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贾兰坡先生的《中国猿人》[2]、《河套人》[4]……这些通俗读物将中国的考古的通俗化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国的公众考古正式形成于1950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苏秉琦先生针对考古事业需适应新中国改造的需求，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了题为《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文中首次提出考古应是人民的事业这一观点，[3]他提出，面对全新的革命形式，考古学应该向公众化、大众化与社会化的新方向进军，同时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尽管他未如当今一样将面向公众的考古叫做公众考古，但却用创新性地运用图例的方式将考古、历史、博物馆与文化建设构几个方面建起内在联系，文中提出的考古应具有的对于文化建设而言的“普及任务”的环节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为新中国考古公众化的一个出发点。

（三）我国公众考古的有关争议

1、译名之争

Public Archaeology中的Public究竟指代的是何物？The public一词至少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是一个集体的概念。而其在Public Archaeology中至少有两层含义，由于中心点的不同，这两层含义也有明确的划分。这两层含义主要是：（1）、将考古工作公共事业化，也就是构建将考古工作与国家和它的事业机构的联系，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基础建设来促进文化的传播。（2）、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考古工作的立足点，通过人民参与，人民传播与人民接受三个过程完成考古工作由田野工地走向日常生活的转变。这一争议的细节方面可参考论文《公众考古学初探》[8]

2、我国的公众考古是否是西方的舶来品？

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加快，先前被广泛认可的“公众考古是由美国传入”这一观点逐渐受到了质疑。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著《论中国公众考古是不是西方舶来品》[10]一文。该文通过回顾中国考古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的大众考古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自成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走着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高蒙河教授认为中国的公众考古绝非全盘吸收西方公众考古的产物，更不应被无限缩小，省略至零并单纯、盲目地冠以西方舶来品这一名称。

一、我国公众考古的现状及当前利弊的权衡

（一）我国公众考古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的建设与完善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公众对考古事业的了解逐渐加深，对考古工作也逐渐有了新的看法。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复兴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家国情怀的号召，各地历史文化博物馆努力提升自身的社会关注度。通过博物馆，观众更加直接、简明地对出土的文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也是一个丰富。博物馆开展多种形式、多样风格、多重手段的文化活动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文化需求，更让当地的历史能够更加广泛地为人所知。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公众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度。以风靡网络的《盗墓笔记》、《鬼吹灯》小说为例，一方面，“盗墓文学”的出现开始将公众的眼光吸引到古文物方面，让尘封多年的文物重获瞩目，让读者对我国古文物的铸造、形制等方面有了初步的了解，一定程度上为公众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与影视出现的错误宣传让公众在理解考古的含义时出现了偏差，有读者甚至认为“考古就是盗墓”。

（二）近年来我国公众考古的典例

1、曹操高陵

历史上的曹操在中国堪称是一位家喻户晓、知名度极高且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被《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用“抑可谓非常之人，超士之杰矣”[5]来评价，但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却认为他是篡汉之罪人，乱世之奸雄。同时，世上也流传着颇多关于曹操墓的传说，认可度较高的包括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河底、安徽亳州和河北磁县说

2009年末，河南文物局正式对外公布河南安阳市发现了“曹操高陵”，此后该发现又被中国社科院评为“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之一。一时间关于该墓墓主人是否是曹操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了社会舆论话题的热点。媒体、网民、学者、行业官员更是各执一词。社会上迅速分成了了“倒曹派”、“挺曹派”两大阵营。在中国考古学界，从未有过的关于考古判断真伪性的辩论就此拉开序幕。“曹操墓”由此在平地引起轩然大波，在巨大经济价值的引导下，河北邯郸和安徽亳州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类似，各地争相争夺名人故里，四川彭山县声称要发掘“刘备墓”等行为愈演愈烈。更有个别电视台邀请“倒曹派”和“挺曹派”的专家学者当庭辩论从而达到引发收视狂潮的目的。网络上一些抹黑的言论俯拾即是，凭借曹操墓而扬名的学者大有人在，当是时，关于曹操墓的言论甚嚣尘上，一时难以制止。这样的环境对考古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西汉海昏侯大墓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部门立刻对该墓葬周边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历时五年的考古发掘，墓主人被确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汉书》载，刘贺为帝27日，不好上进，不爱读书，终日游猎，常与马夫、屠夫饮酒作乐，堪称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而与《汉书》相悖的是，海昏侯墓中大量出土了以孔子衣镜为代表的精美衣镜。不仅如此，漆瑟、书刀、大量的木犊竹简（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等）[13]的出土更是证明了墓主人不凡的品味。古人有“事死如事生”一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刘贺仍将书具随身携带，引起了人们对《汉书》所载的昏庸形象的质疑。

央视持续两年的跟踪报道，新闻联播的报道以及各大报刊杂志的跟进，海昏侯的发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由于墓葬保存之完好，随葬物品之精美、数量之庞大，发掘队伍人才、技术配备之精良，社会各界人士都投去了关注的目光。备受瞩目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椁室考古发掘工作在2015年11月14日上午9时进行主椁室开棺。央视与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现场直播，各大网络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图文直播。这一案例，无疑是考古社会化进程的又一突破。

（三）由上述典例所引发的思考并浅谈相关措施

1、别让舆论带偏了考古

由曹操高陵而引起的大辩论，虽是提高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关注度，但也在某些方面对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造成了不良影响。面对舆论压力与“倒曹派”、“挺曹派”的争论，考古工作者难以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下正常地开展考古研究工作。加上行业官员与各地方对考古工作所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视，而忽略了其文化内涵，导致考古工作逐渐丧失了本真。

这里笔者认为的考古，应是由發掘、传播、接受三个过程、三个环节紧密联系，缺一不可。考古工作的实质就是不断地丰富史料、深入研究，关键还是要将关注点放在人民大众身上，“为人民服务”。通过专家学者的发掘研究，最后以通俗的语言、合理的载体转化为抽象的文化物品，最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考古发掘应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不受任何商业利益干扰的过程，只有发掘者与研究者坚定一心，保持工作的单纯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考古工作的商业化，为人民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文化。

2、别让公众误解了考古

近年来盗墓小说与盗墓影视的风靡，让“考古”、“文物”成了热词。“把文物上交给国家”更一度成为网络流行语。盗墓文化对考古文化的传播是否有误导倾向？其结果不言而喻。大众对考古存在误解，一是上述文化的误导，另一方面也与其对考古常识的缺乏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曹斌带领学生进行了一项关于盗墓和考古认知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并不乐观：社会大多数公众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一部分人群法律意识比较淡薄，35%的人认为盗墓后只要将文物上交给国家就是合法行为。[11]

由此看来，公众对考古的认识亟待加深，对“盗墓=考古”的误解亟待纠正，于是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着手：（1）成果展示：由学术走向公众。考古工作不应仅仅局限于田野发掘与实验室资料整理，在工作的下行环节还应重视对考古过程及其收获的宣传展示。让受众者更加清晰明了地认识到考古工作的特殊性与正当性，以纠正上述误解。（2）媒体合作：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决杜绝影视剧带来的错误认识与文化观，对于“考古=盗墓”这类认识的传播要加大审核力度。善于利用主流媒体、适当利用自媒体之手对考古知识进行全面普及。普及过程应不仅仅止步于考古学家做讲座、写一篇文章，还更应借助多媒体手段，适当地进行故事化处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表达、宣传。（3）教育整合：课程类型的多样化。对于考古工地来说，应将其作为第一教育现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许多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宝”，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正确或不全面认识需要有关法律人员进行科普教育。对于博物馆来说，应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形象、科学、准确的考古知识传播给各个年龄段的参与者。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不仅抓专业教育，即对专才的培养，更需广泛开展相关公共课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学生对文物考古的认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9]

3、别让国家垄断了考古

文化遗产经过人类世代的创造和积累，是古代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就是它的公共化属性。从所有权属上讲，文化遗产是一种以公共物品为主的混合物品。[7]

文化遗产分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类，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绝大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属国家所有，即公共所有，而考古资源作物质文化主流也该如此。考古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任何机构或个人，国家公共机构仅履行代表公众进行管理和保护的职能，因此，公众有权了解这些考古资源的保存、保护和科研情况。

另外，由于文化遗址的分布具有散乱性，常与公众的生活区域互相重叠，人们耕锄、修房、建路都有发现具有价值的考古资源的可能性。这种分布的广泛性与散乱性也注定了公众与考古之间的密切联系。

从文化价值上讲，每一处遗址都有古人活动的痕迹，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某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特征，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增强我国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受众者的人民群众应树立正确的三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担负起文物保护的责任与义务，不逃脱、不推卸，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的社会实践中来，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M].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实业部地质调查，1934

[2] 贾兰坡.中国猿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50

[3] 苏秉琦.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N].进步日报，1950-3-28

[4] 贾兰坡.河套人[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1

[5]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55

[6]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 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22

[8] 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J].江汉考古，2010.（114）：38-43

[9] 高蒙河，麻赛萍.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J].博物馆研究，2011（3） ：75-79

[10] 高蒙河，郑好.论中国公众考古是不是西方舶来品[J].东南文化，2013（6）：24-29

[11] 连晓芳.公众别误解了考古[N].中国文化报，2017-9-14

推荐访问:浅谈 考古 现状及 公众 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