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眼中的铁路

6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父亲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从小山村一路颠簸来到了烟台港。在那里，他这个“山里娃”第一次见到了火车——这个鼓着浓烟、喘着粗气的铁家伙着实让他惊叹不已，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蹭了满手的油泥……之后的漫长日子里，他常常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说，他跟铁路的缘分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从军三年，父亲在威海刘公岛守岛半年，在朝鲜驻军两年半。转业后父亲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这时已是1958年的冬天，那一年父亲成了家。

父亲说，他有三个“大事件”值得铭记：参军，成家，闯关东。参军磨练了意志，也开阔了眼界；成家让他多了份亲情与责任；而闯关东让他找到了倾心的工作，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其实父亲闯关东并没有明确目的地，从烟台乘船到大连，在大连坐火车一路向北，去过沈阳、鞍山、营口，停留过长春、延吉等城市，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北漂”了一个多月，历经千般辛苦后，他终于来到了牡丹江。他说，一出牡丹江站就看见过道两边摆着十几张小桌，那是牡丹江及周边林业局、厂矿、铁路等各单位的招工点。工作人员看见背行李下车的人就都争着抢着介绍单位招揽工人。这让一路上屡受白眼被称为“盲流”的父亲有点受宠若惊，一时间竟不知所措。踌躇中他想起参军时第一次看到火车的震撼，想起坐着火车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朝鲜的豪迈，想起闯关东途中在火车上的种种见闻。铁路人在他眼里，不管是“开车门儿的”还是“摆小旗儿的”，都穿着跟军装差不多的制服，看上去很帅很精神。略加思忖，父亲就决定进铁路工作。

跟父亲一起被招进铁路的有二十几人，负责招工的人先领着大伙吃了顿好饭，然后给大伙买票继续乘坐火车向东驶去。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父亲和工友们在一个名叫“下城子”的小站下了车。让父亲有些意外的是，他既没开上车门儿，也没摆上小旗儿，而是成为绥芬河工务段下城子桥隧领工区的一名桥隧工。那时，桥隧工们有工作服的不多，遠道来的工友要等到回家探亲时才舍得把工作服穿上，平时上工时穿的都是破呲带口的衣服。这让父亲有点失望：明明选的是正规军，咋稀里糊涂地就进了游击队呢？而这种失望随即便被第一次发工资的欣喜冲得无影无踪。父亲说：“那二十六块钱握在手里可是沉甸甸的，足够顶上在老家挣半年的工分……”

桥隧工的工作是异常艰苦的，整天跟石块、混凝土、桥枕等粗笨的大家伙打交道，干的是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活计。父亲说，他们的宿舍是一个俄式的大石头房，三十多人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当时桥隧领工区管内战线很长，交通也不方便，区间设备维修大多要在野外搭帐篷住宿。冬季施工便就近找一干涸的桥洞子，堵住两面洞口，在里面支上铁炉子，搭上大通铺……那年，父亲跟三个工友的除夕夜是在桥洞子里度过的，而大年初一清早，他们就遇见那位姓栾的段长只身一人背着饭盒、拎个道尺在走区间，遇见他们后，逐一给他们拜年问好。父亲说，那一幕让他很感动，这位论级别可能比部队团长都不差的人，看上去是如此亲切质朴，也正是从那时起父亲才真正铁了心要在工务段扎下根来。这根一扎就是五十年。

多年后，我也入了铁路，并成为一名桥隧工，亲身经历着铁路的日新月异。而退休后的父亲却在一天天地老去。看着我拍摄的有关牡丹江工务段“三线建设”的照片，父亲不禁感叹：“你们现在的条件真好啊，有装修得板板正正的宿舍，还有小食堂、小菜园。”我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荣耀，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无奈。你们那个时代的蒸汽机车时速最多能跑五六十公里，如今我们管内的牡绥电气化铁路动辄就是一百六的时速。正在改造的哈牡线时速要达到二百公里以上。速度的提升，就必然要带来线路维修、安全管理工作难度的增加，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压力。”父亲淡淡地说：“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任何发展都要有代价，关键要走好脚下的路。”

是的，对于他，对于我，对于我们，铁路已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延续，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与传承。其实每个人都有时代的烙印，不管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创造着历史。

走好脚下的路，我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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