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后殖民批评中的“自我确认”与“协商”

[摘要]第81届奥斯卡最大赢家《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彰显了被殖民者主动接纳殖民话语并将其价值体系内化的现象。然而殖民者的身份确证依赖其建构出的“他者”形象的存在,从而双方在自我确证中都出现了病端。论文试图通过“协商”理论,包括主体的双向互动及协商的往复链条解开电影留下的空白地带。

[关键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后殖民理论;自我确认;协商;他化

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讲述了一个孟买贫民窟孤儿杰玛参加问答节目而一夜暴富的故事。镜头从他参加印度电视台的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开始,此刻距他成为百万富翁只有一题之遥,然而节目戛然而止,他被警察以涉嫌欺骗为由逮捕,理由是他们认为一个贫民窟的街头仔不可能答对那么多问题。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杰玛被迫讲述了自己在贫民窟成长的历史。该片获得8项奥斯卡大奖,成为第81届奥斯卡最大赢家。本文试图揭示电影文本中藏匿的殖民话语及其价值体系所主导的双向“身份确认”病端,并试图通过“协商”理论进行反思。

一、第三世界对话语权的放弃

影片伊始,便呈现一片颇具“印度色彩”之地——棚屋残破,孩子们衣衫褴褛,漫无目的地奔跑。蛮荒与待拯救似乎是电影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然而影片导演丹尼·博耶尔(Danny Boyle)、编剧西蒙·博福伊(Simon Beaufoy)均为英国人。根据欧洲中心说,第一世界用来指代不列颠、欧洲和美国;而第三世界则意指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经由第一世界加工、从他们的视角看到的孟买。欧洲中心论的秉持者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才是文明的、先进的,或如后殖民批评理论所称,是现代化的、大都市的。与此同时,其他文化都被认为是野蛮的、未开化的。该影片中所呈现出的印度满目疮痍的景象即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现。在殖民者的眼中,只有他们才是文明人的范本,尽享处于“中心”的优越感,是真正的“自我”,除此之外均为次等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这种将异类定义为次等的过程被称作“他化”。

影片中的印度,暴力猖獗,其中有一个片段值得一提:杰玛带领白人游客参观贫民区时,白人的汽车被大卸八块。而杰玛因此遭到当地警察的暴力殴打,他的控诉发人深省:“您想看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吗?这就是!”白人冲着警察大吼“够了!”解救了他,并抛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孩子,真正的美国时刻到来了!”——多么好的口号!他们自我标榜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毋庸置疑,这是一次话语权的争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所反映的第三世界图景绝非源自第三世界自己的声音,这一图景闪耀着奥斯卡小金人的金光,借着奥斯卡的雄风传遍世界。第一世界将其不想承认存在的负面特质投射于第三世界之上,借此获得一种优越感,并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使这种优越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无以复加的强调。也因此,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了政治殉难品,形象被肆意歪曲为残忍的、卑鄙的、邪恶的、算计的、不诚实的、性乱的等;而与“东方”形象相对立,西方自然获得友好、正直、良善和崇尚道德的形象。而言说权的丧失又使得第三世界本身在这一游戏中越来越失去自我身份的确证与肯定。

二、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确认”

所谓“自我确认”或言“认同”(identification),即“我是谁,谁是我?”在泰勒看来,此问题不只关系姓名、谱系,还意味着抽象意义上对自我的认知,它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self-identity)所构建,为主体提供了一种得以实现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的框架和视界。②认同问题关系到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之本,有了这个自我确认的标准,人在世界中就有了确定的方位定向。

这种“自我确认”的“准丧失”在一些被殖民国家(包括已经取得独立的以及曾经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的体现的是无以复加的。之所以称其为“准丧失”,是因为在后殖民语境下建构出的二元界分的型格化格局中,殖民地人民对世界产生的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体觉”(double consciousness/vision),而这种“双重体觉”常常导致个体对本我感知的不安与焦虑。伴随其来的则是精神上的流亡,即对“无家的感知” (unhomeliness)。这种对“无家的感知”并不同于“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它并非指个体已无实体意义上的家,而是指个体身陷文化危机之中,丧失精神家园。然而何以这些原被殖民国家遭受的这种“归属感”“认同感”的准丧失是最严重的呢?

萨义德曾指出,大量东方学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从来就不是客观的、纯粹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是其为了确证“自我”而建构起来的“他者”。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前人赋予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③,形成了作为东方主义之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区分:西方——东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等等。其后,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提出了关于殖民话语的“杂交”理论,认为异质文化的碰撞,并不是对殖民地文化的绝对否弃,而是将对立或矛盾的成分同时予以表述的历史过程,即一个非常复杂的、持续不断的“协商”(Negotiation)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被殖民者在模拟殖民者话语的时候,会搀进殖民地的异质成分,使殖民者文化变质走样,形成一种“非此非彼”的状态,从而达到被压制的、边缘性的弱势文化对殖民文化的改写。④然而,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我们窥探到一种不同的图景。

影片中大奖问答的第5题问及美国百元大钞上印的是哪个总统的头像。这一问题引发了杰玛的回忆——一名被白人匪盗用药水弄瞎了双眼的乞丐小孩。这个孩子的特异功能是能用鼻子嗅出美元并自豪地告诉杰玛100美元上的秃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很显然,第三世界需要美元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引导。在这一不同图景中,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商讨”并未达到霍米·巴巴所谓的“非此非彼”的状态,即商讨主体之间通过双向的积极互动过程实现“杂交”(Hybridity),而是趋向于将第一世界的价值标准奉为终极标准,将获得第一世界的认可奉为最大的荣耀;同时还表现为对“他者”形象的一种默许和本能地描摹。在这种交往互动的模型中,双方均出现了病症,如何建立起良性互动是影片引发的后续思考。

三、“协商”及对话的展开

(一)自我影像的扭曲

在后殖民理论中,萨义德指出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某种对手即“他我”(alter ego)的存在,每种身份的建构最终离不开确立对手和“他者”。而且,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物,而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诸方面,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竞争的不断往复的过程。⑤

换言之,对身份的指涉实际上是一种流动的、复合的身份观。在这一背景中,没有纯粹的、绝对的族性或认同,能够做的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建构自我的身份。霍米·巴巴曾经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仿真”(mimicry)来描述殖民话语实施其权力并进行殖民控制的一种形式,其运作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论述的全景式权利凝视的逻辑相合。与蛮力统治策略不同,它要求殖民地的属民内化其价值观和准则,在感情和思想领域里发挥作用,按照福柯谓之为 “精神指导”的逻辑体系,构成了“殖民权利和知识最难捉摸、最有效果的一项战略”⑥。

从影片带给我们的图景来看,这一战略正在逐步实现。然而,在被殖民属民逐渐将殖民话语内化的时候,殖民者赖以确证自我身份的“他者”也发生着异变。因产生的属民“不全然”符合殖民者的身份确证所需要的形象,从而异变的“他者”形成了扭曲的镜子,照出的殖民者的形象也发生着异变和缺失。而殖民话语的异变又反照到被殖民者的身上,最终都将扭曲和形变,达到的是病态的互动过程。

(二)“协商”中的“双向互动”的达成

在“协商”的视角下,这一过程造成“协商”结果只能是殖民话语内部的重复对话和被殖民者的失声。虽不至于过度悲观地认为这一“史诗般的计划”将致使被殖民者“自我”的丧失,亦不至回到某种后殖民理论本身就反对的“本真性”“族性”的“幻觉”的诉求中。但是在本节所要探讨的“协商”“商讨”的视角下,这里需要的乃是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互动,排斥霸权主义的普遍主义这一虚假的普遍主义,这一进路无益于解决当下的问题,并且只能事与愿违。

与之相反,“协商”则是在开放的双向互动中得以达至的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互动。主体双方的系统本身是非闭合状态,主体双方彼此均不带有吞并、侵蚀对方的敌对意图,不是一种“敌—友”的简单二元界分。在“协商”中,经由民主程序为逻辑前提,被压抑方得以释放出潜藏着交往的理性能量,激活自己被压抑的主动参与意识。由此在协商的结果中,被动一方得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其所遵依的部分也是自己建构的法则中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应,另一方则从互动中更良性地建构自我,从单纯的排斥和异化他者转变为主动地倾听。在“感受—磋商—接纳—承认”的往复的链条中,“共同进化”将不再是一个立意高远的空中楼阁。

四、结语

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放映虽已结束了,但人类创造的多元文明及其参差多态的美并不会消失。在多元与差异中,我们是要排除异己、异化他者,从他者的苦难中寻求可怜的赎罪感,走对抗、冲突之路;还是要放下封闭的心态以更加宽容和开放的姿态面对多元的文化类型?恐怕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不论是“自我”还是“他者”都需要一个更为健康的形象,而这只有在双方主体意识觉醒辅之以积极互动下才能产生。

注释:

① Lois Tyson: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Garland Publishing,Inc.1999年版,第367页。

②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③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页。

④⑤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第426-427页。

⑥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作者简介] 鲍忠明 (1970—),男,安徽天长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小说与西方现当代文论;吕卓艳 (1984—),女,山东蓬莱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

推荐访问:贫民窟 百万富翁 殖民 协商 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