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车王府本《刘公案》

车王府本《刘公案》鼓词，是唱词与话白相间的说唱文学，连说带唱，术语所谓“半春半柳”。近代鼓词体裁，依其长短可分两种：一种是小段鼓词；一种是成套大书，即“蔓子活”。《刘公案》属于后者。近代曲坛上，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中均有说唱《刘公案》的，依本书首册有“和咱这保定府的清苑县”之语看属于早期西河大鼓的可能性要大些。只是车王府本《刘公案》，实非近代市井演唱之本，它成书于主人公刘墉生前，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保存了很多有用的史料，弥足珍贵。

车王府本《刘公案》有“刘大人他老人家还健在”之语，是本书成书年代的证据。刘墉在《请史稿》和《清史列传》里均有传，生于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死于嘉庆九年(一八○四)。本书多次提及太上皇，如叙刘墉从外省进京觐见，太上皇还亲自看过他的奏折，可知当时太上皇尚在。清代太上皇只乾隆帝一人，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帝位传与琰，次年(一七九六)改元嘉庆，而自为太上皇，嘉庆四年(一七九九)正月，乾隆病逝。可证《刘公案》当成于一七九六——一七九九年初之间。

《刘公案》曲调是十分简单的上下句式，杂以乡言俗谚，没有车王府藏本“子弟书”那样雅驯，是地道的市民文学。但它在北京风土民俗、曲艺杂技方面，保存了许多史料。如说唱刘墉从外省赴京觐见一节，历叙刘墉主仆二人由广安门进城，经过菜市口至宣武门，在宣武门至西单牌楼之间所见到的京城“八怪”：

“头一档是八角鼓”。

“第二档，惯说评书佟亮公”。

“三档就是《施公案》，这人在京都大有名，他本姓黄叫黄老，‘辅臣’二字是众人称”。

第四档“胡琴黑子‘色公虫’，拉的是《姐儿南园栽大葱》，拉够多时他说唱：‘潘金莲勾搭西门庆，来了个替兄杀嫂的名武松’”。

第五档“《锋剑春秋》燕孙膑，走石飞沙闹秦宫，众明公要问此人名和姓，号叫老黑本姓滕”。

第六档是搭白布大帐耍老虎的。

第七档是秦记生唱“咬金下了瓦岗寨，大破孟州一座城”。

第八档“有个人光着脊梁当中站，拿着一杆铁叉绕眼明，来来往往浑身滚，好似那，粘在身上一般同……榆垡人氏叫黑熊”。

最后是“三人原来没有眼，‘跑瞎子’八怪之中也有名”。

所云“八怪”，数来则是九档。可以认为：第一档的“八角鼓”，属于“子弟玩艺儿”，是具有一定身份的曲艺爱好者消遣玩票，和赖以谋生的艺人不同，不在“八怪”之列，也未可知。此“八怪”时代早于北京“天桥八怪”百数十年，是为“乾隆京师八怪”。他们的姓名鲜为人知，其中的黄辅臣，虽有的记载说是咸丰、同治间的双簧艺人，但时间与之不符。现在能举出道光以前的评书艺人姓名者绝少，而此“八怪”中评书艺人就有三位：滕亮公、黄辅臣说《施公案》；滕老黑说《锋剑春秋》。这为研究北京民俗、曲艺填补了某些空白。

久听鼓词、评书的行家，对于说唱的故事情节，多不十分关注。他们所津津欣赏的，乃是造诣高深的艺人说唱时的插科打诨，也就是鼓词的话白和评书的闲篇儿。话白和闲篇儿颇多针对时事；借题发挥，谈言微中，语妙如珠，而又不拘定格，往往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异，既存掌故旧闻，又多谐谈趣语，所有这些，“书外书”，听众每为之倾倒不已。这是说唱文学中的精华。如前面所叙刘墉主仆二人在宣武门到西单牌楼一路上观看京城“八怪”后，艺人的话白是：“从西单，向北走，到了外西华门，顺着皇墙，又往北走，打皇墙拐角，往东而走，不多一时来至后门，顺着皇墙又往北走，打皇墙拐角，往东而走，到火神庙内。”接着艺人又向听众表白：“为什么他们爷俩又不上驴市胡同家去呢？又在庙里住一夜，这是什么缘故呢？众位明公有所不知：奉旨进京，必得先去见圣驾，然后这才敢到各人的私宅。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以下再叙刘墉于次日清晨，见过皇帝以后，始回到东四牌楼厢白旗四甲喇管界的驴市胡同(今礼士胡同)私宅。叙述当时外官觐见之制，以及刘墉住址所在的旗界方位，均极具体。

另外，《刘公案》在语词方面，保留了大量的北京方言和歇后语，是研究京味文学的宝库。即如上引公门中衙役的服饰，有“苦死了要闹个吓雀的缨帽”一语，其中的“苦死了”就是早期京话，是“至少”、“至不济”、“最低限度”的意思。

最后谈谈车王府。或有谓车王系车臣汗部落的王爵者，可商榷。有清一代的王爵，宗室亲王、郡王均有其封无论何人承袭，其王爵的封号不变。至于蒙古亲王、郡王则无封号，习惯上即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从未有称为科尔沁王或科王者。据此，车臣汗部落王爵之不称车王，其理甚明。

(《刘公案》，燕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第一版，5.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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