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

主持人李云雷：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青年文艺论坛”自2011年6月开始，每月一期，迄今已举办43期，在文艺界与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论坛主要关注当代文艺的前沿与热点问题，每期围绕一个重要话题展开，参加者以青年学者、批评家为主，以新锐的思想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主要关注移动互联网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已经对中国人的生活、交往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介入了当代文化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在可预料的将来，移动互联网将会以一种新的视野重新构造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希望这一话题能引起各方关注。

主持人：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时间：2014年4月17日（周四）14∶30—18∶00

地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孙佳山：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移动互联网开始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中，深刻地改变了工作和生活的形态。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统计，说目前传统行业的互联网渗透率在10%左右，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增长范围大概在50%左右。这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可能是下一波产业革命的前奏。

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之前佳山塞给我一本书，让我主要围绕邱林川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来展开讨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信息技术对于所谓中下阶层，特别是新工人生活的影响，进而展望了信息技术对于形塑新的工人阶级的可能性。

首先是现代科技与底层人民，或者像书里所说的中下层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现代科技在我们的想象中，总是和某些专业性特别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它通过将自身与一系列体制性的东西，例如科研人员、高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现代化厂房以及昂贵的电子设备捆绑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某种高高在上的事物，与底层人民的关联是非常稀薄的。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有意识地拉大科技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以维持较高的利润。举一个小例子，就是目前在网络上热播的美剧《生活大爆炸》。在我看来，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引人发笑，一个很重要的笑点就是科研人员操持的那种神神怪怪的科技术语，与他们特别平庸的生活诉求之间的距离。正因为普遍的日常生活和专业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所以才产生出反讽效果。但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里讨论所谓“双元革命”时提到一个观点：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时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全是普通工人。他们的科技创新是在一线生产的过程中自发的尝试，恰恰是普通工人的创新引发了整个工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回到邱林川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的一点启发是，他尝试去重新思考科技与底层人民之间的关系，有意识地弥合现代科技和普通人生活之间的鸿沟。或者说，他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以追求高额利润为出发点的科技创新模式，希望能根据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生活需要，重新塑造科技发展模式。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中，邱林川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山寨手机”问题。一般说来，“山寨手机”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是一些价格低廉、模仿抄袭、缺乏创新、侵犯知识产权、做工粗糙以及质量堪忧的产品。而且前几年，中国主流媒体站在跨国公司的立场上，在道德高位上质疑“山寨手机”，进一步抹黑了“山寨手机”在普通人心中的印象。这也使得像我这样对科技产品不是很敏感的人，在实际接触“山寨手机”之前就会对它产生抵触心理。不过在邱林川的著作中，他指出“山寨手机”之所以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真正满足中下阶层劳动者的实际需要。而且“山寨手机”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有抄袭模拟，毫无创新之处。例如双卡双待功能，对于远离家乡打工的底层民众来说，使用多个手机号码是特别常见的需求。而“山寨手机”最先创造出的双卡双待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非常流行。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内，双卡双待手机都销售火爆，以至于跨国大公司要向“山寨厂商”学习这种技术。

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双卡双待功能并不复杂。普通人同时使用两个手机号的需求也会长期存在。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双卡双待这类技术创新并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他们更愿意多卖出几部手机，而不是生产能同时使用两个手机号码的双卡双待手机。邱林川的著作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科技在当代社会被跨国公司垄断后，其更新换代逐渐脱离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初目的，渐渐成了资本牟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正像邱林川在著作中指出的，诸如“小灵通”这样的通讯手段，从技术层面看并不先进、复杂，完全可以实现清晰通话、收发短信等功能，只是因为无法像3G技术那样能让运营商获取高额利润，才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有时候科技创新并不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是变成了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对人民的绑架。普通人，特别是身处社会中下阶层的劳动者其实并不需要太先进的技术，能以低廉的价格满足实际需求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但像“小灵通”这样受群众欢迎的技术，在追求商业利润的时代只能被强行淘汰。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科技进步这个问题上，不一定非要跟随跨国公司的脚步，选择更适合中国普通人需要的技术，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邱林川这本书恰恰提醒我们，必须跳出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来重新理解科技进步的意义。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松睿说的这本书，孙佳山也塞给我一本（笑），刚开始也挺不以为然的。但是前两天看了之后，发觉这是一本相当好的书，有资料、有观点、有理论，还有情感，很鲜明的左翼立场。作者有一个很大的诉求，要通过网络社会的技术手段，寻找一种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看这本书很有启发，其中之一是邱林川讲到，他在美国读书时去做调研，之前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居住区，自从美国通用汽车搬迁到墨西哥之后，整个社区都衰落了，贫富差距非常明显，数字鸿沟也非常明显。他带着“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回到中国，特别是在珠三角做研究时，发现这个概念在中国完全不适用，这就是刚才松睿提到的那个概念——信息中下阶层，邱林川自创了这么个概念。他说，中国有大量这样的人群，从下岗工人到学生到打工仔、打工妹，他们都在使用各种很廉价的智能手机，以特有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的信息社会当中去。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到2013年12月，官方统计中国网民是6.18亿，占总人口的45%。印度在2013年10月网民刚刚过2亿，印度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2亿，总人口数跟中国差不多，但网民数量相差很大，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印度是软件大国这个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的网民比例和中国的财富结构其实不太匹配，贫富分化，财富的分配结构与信息的分享结构不匹配，信息结构要扁平化得多。我觉得，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内部的张力，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信息的拥有量和财富的拥有量之间的不对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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