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新旧技术“S型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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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旧技术“S型曲线”具有周期性、现实性、长期性和差异性等多种特征。这一曲线的演变曾对西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西方国家史实中能够发现诸多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启示。从西方国家这些情况与中国当前情况的对比之中能够发现：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有效破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在稳定中实现中高速增长。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旧技术“S型曲线”;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8）03-0023-08

2016年5月30日上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主席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是新旧技术的持续转换更迭。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亟需进行转型升级。从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曾长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支撑作用的一些技术逐渐进入成熟期，其自身的增长速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明显下降，已经较难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逐渐进入导入期和成长期，为新经济的生成及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这一轮新旧技术转换更迭（生成新旧技术“S型曲线”）能够获得成功，中国当前的传统产业就能够改造、升级，转型升级能够获得成功，中国经济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鉴于此，对由新旧技术转换更迭生成的新旧技术“S型曲线”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对新旧技术“S型曲线”已有较多研究，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Tarde）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指出新技术替代旧技术能够不断推动社会进步[2]45，伯利兹（Brezis，E）、保罗·克鲁格曼等（Krugman，P）和提斯登（Tsiddon，D）提出“蛙跳”（Leap-flogging）模型，指出后发国家借助新技术能够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3]1211。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某些学者对这一曲线的含义、推进这一转换的途径等展开研究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为中国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持，如：郑世林借助曲线图阐释了新旧技术的更替能够促使新动能推进“新经济”发展[4];靳清和贾全星则指出S型曲线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技术进步及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5]。值得注意的是：新旧技术“S型曲线”领域尚有较大研究空间，鉴于此，本文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含义、特征、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相关性;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现实例证及启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的问题及破解之道。

一、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含义、特征及与经济新常态的相关性

（一）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含义

每一种或每一类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一种“S型曲线”，新旧技术持续转换更迭会使“S型曲线”不断出现。概言之，技术“S型曲线”是指每一种或每一类技术处于导入期之时，其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较低;进入成长期之后，这种或这类技术的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呈现指数型增长;进入成熟期之后，这种或这类技术的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逐渐降低，这三个时期变化情况共同构成技术的“S型曲线”。新旧技术“S型曲线”是指一种或一类技术进入成熟期之时，新技术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强，由此形成新的“S型曲线”并最终超越传统技术，新旧技术的持续转换更迭使“S型曲线”不断出现，推动整体技术不断发展[4]。新旧技术“S型曲线”如圖1所示。

从新旧技术“S型曲线”模型中可以看出：（1）1.X轴表示时间，由两个时期组成，Y轴表示技术自身的增长速度、技术的使用者数量、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旧技术和新技术在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和经济增长贡献率这三方面的变迁曲线都呈现“S型”状态。（3）A点是新技术从导入期进入成长期的时间点，B点是旧技术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的时间点，这两个点不一定是同一时间点（即：AB这条虚线不一定与Y轴平行）。（4）C点是旧技术“S型曲线”与新技术“S型曲线”的交点，表示新技术在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和经济增长贡献率这三方面开始超过旧技术。（5）新技术“S型曲线”整体上高于旧技术“S型曲线”，这是技术不断发展的表现，也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

（二）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特征

1.周期性。每一项或每一类技术都会经历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由此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并形成“S型曲线”，当某一项技术走向周期终结之时，一些新技术的周期逐渐开始，由此形成新旧技术的不断转换更迭。这一情况意味着新旧技术“S型曲线”实质上代表了新旧技术所经历的周期，是新旧技术周期性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模型中的体现;不同技术不断完成其周期历程使技术“S型曲线”不断出现，推进整体科技向更高峰发展。

2.曲线的存在及更替具有长期性。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并转换更迭，技术的发展能够生成技术“S型曲线”，技术的转换更迭（新技术替代旧技术）则能够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催生不同的技术“S型曲线”。因此，新旧技术“S型曲线”存在及更替具有长期性，这种长期性的存在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之中技术一直存在且不断发展的表现。

3.曲线的变化及更替具有现实性。某一项或某一类技术的出现通常源于实验场所内的实验或具体操作领域中的实践，由此进入技术导入期;任何一项技术进入成长期之后都会应用于实践之中，并推进技术自身的增长、使用者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这些技术进入成熟期之后，其在具体操作领域之中的地位会逐渐被新技术取代。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生成了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变化和更替，使这一曲线的变化及更替具有现实性。

4.曲线的长短存在明显差异。曲线的长短实质上是某一种或某一类技术在某一领域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时长，不同技术的这一时长存在明显差异，如：蒸汽机曾于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约150年间在动力机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即：蒸汽机技术的“S型曲线”时长约150年），内燃机则在20世纪初至今约100年间在动力机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即：到目前为止，内燃机技术的“S型曲线”时长约100年），由此可见这两种技术的“S型曲线”长度存在明显差异，当然，从发展趋向来看，内燃机技术的“S型曲线”将比蒸汽机技术的“S型曲线”长。

（三）新旧技术“S型曲线”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相关性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显出三大特征：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6]。与之相反的经济“旧常态”的特征则是：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和第二产业是主体，城乡差距较大，居民收入占比较低，发展成果尚未惠及广大民众;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占主体。

从这些特征的对比可以推断出：经济“旧常态”与经济新常态的技术基础完全不同，这两种技术基础分别由归属于两代的各种技术组成;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是旧技术逐渐被新技术取代的表现，从新旧技术“S型曲线”来看这样一种状态的表现——此前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旧技术“S型曲线”已经走向其曲线顶端，有望在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新技术“S型曲线”正在进入高速增长期、使用者迅速增加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提升期。

二、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现实例证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新旧技术“S型曲线”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历史上曾对西方国家有重要影响，并曾与西方国家20世纪后期出现的类似“经济新常態”的状态密切相关。

（一）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现实例证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多种工业技术相继进入导入期和成长期，技术本身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随之迅速提高，英国借助这些技术快速成长为世界首个工业国家，进而在文化和社会等领域领先于其它国家，成为世界霸主。

19世纪40年代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技术开始进入成熟期，这些技术自身的增长速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开始下降。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19纪60年代—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新技术陆续出现，为这一时期“新经济”的成长创造了条件，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大量采用这些新技术，但是，这些新技术在英国的采用率低于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主要原因是：作为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广泛且深入地应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大量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面临转型升级（包括产业转型、企业转型）成本较高这一问题，资本家、企业主等群体采用新技术进行转型升级的积极性较低。这些情况的出现使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其它领域的实力也逐渐增强，综合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超过英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

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技术开始进入成熟期，这些技术自身的增长速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开始下降。20世纪40年代，一些新技术的陆续出现催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为这一时期“新经济”的成长创造了条件。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美国及时研发应用新技术，为保持霸主地位创造了条件，并未重蹈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覆辙。

20世纪后期，经历较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出现类似“经济新常态”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出现与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演变密切相关：20世纪后期，支撑西方国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旧技术“S型曲线”已经走向其曲线顶端，较难继续为这些国家经济的较快增长提供强有力支持。这一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开始大力应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由此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这些情况的出现为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在20世纪末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在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现实情况的变化之中能够发现对当代中国十分有益的启示，主要如下：

1.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但政府、市场及科研机构等同样是重要主体。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过程中，企业都是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的主体，但政府和市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政府日益认识到为新生成的技术“S型曲线”提供实践场所（即及时应用新技术推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有助于国家的发展，而且在推进新旧技术转换更迭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使诸多美国企业得以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之上以市场为导向快速推进新旧技术的持续转换更迭，有效地促进了诸多新技术的增长、新技术使用者数量的增加、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企业、政府、市场这三者相比，科研机构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才逐渐凸显，这一作用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期间备受世界各国重视。目前，科研机构、政府、市场、企业这四者合力推进转型升级（包括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和经济转型升级，实质是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演变），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常见做法，这一点值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借鉴，与中国当前实际相联系的举措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7]。

2.尽管转型升级的成本较高，但这是一国保持或提升国力必须之举。某一项或某一些技术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之后会逐渐进入成熟期，从而面临被新技术替代的局面，这种替代表现在工业领域之中即转型升级，这种升级有助于推进企业甚至一国的持续发展，但转型升级需要付出的成本较高（如：企业引入新技术、更换生产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并非所有国家的政府及企业都会主动进行转型升级，这种情况的实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广泛且深入地应用那一时期的诸多技术，有效地提升了国力，为其成为世界霸主奠定坚实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大量新技术的出现使英国的大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问题，很多企业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考虑到转型升级的成本较高，因此并未积极推进转型升级进程，这一情况的存在与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逐渐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并最终失去世界霸主地位密切相关。从这一实例可以看出：尽管转型升级的成本较高，但当代中国为了保持或提升国力，必须在新一轮的技术转换更迭之时积极推进转型升级进程。

3.后发国家（如中国）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直接应用最新技术，避免“先发国家”通常面临的转型升级、经验积累等问题，因而具有后发优势，而且与先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相比，后发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更为明显。伯利兹（Brezis，E）、保罗·克鲁格曼等（Krugman，P）和提斯登（Tsiddon，D）在《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国际技术领先地位的周期理论》（1993）一文中提出“蛙跳”（Leap-flogging）模型[3]1211，他们认为：某一个后发国家已经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且某一项或某一些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时，这些国家可以直接应用已经进入成长期的新技术，从而在某些领域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这一情况的实例如：相对于英国而言，美国和德国等国家是后发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后发国家大量采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某些已经成熟的技术，而且美德两国因为很少遇到英国那样的转型升级、经验积累等问题，这两个国家直接采用诸多新技术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过程之中，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必须同时建立，这一现实需求为政府作用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德两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大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政府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一国，中国已经借助新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如“现代物流业的高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8]。中国有必要继续努力直接应用最新技术，避免“先发国家”通常面临的转型升级、经验积累等问题，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

4.工业化进程中的任何一国政府效能的提升能够有效地推进新旧技术“S型曲线”更替进程，新技术的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随之增高。一方面，后发国家应用新技术推动工业化进程时的现实需求为政府作用的增强创造了条件（在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政府作用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进程之中政府效能的提升能够推进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更替，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西方一些国家（英国和美国等）相繼确立现代文官制度，这一制度减少这了些国家腐败现象，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很多新技术在美国的及时、广泛采用创造了条件（英国因为存在转型升级问题而未出现与美国相似的局面）。从当代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治理创新有助于政府效能的提升，政府效能的提升有助于新旧技术“S型曲线”更替进程的推进，新旧技术“S型曲线”更替加速有助于工业化进程及转型升级进程的推进，工业化进程及转型升级进程的推进有助于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5.经济新常态或与之类似的状态曾出现于部分西方国家，并非只是中国面临的独特问题。20世纪60年代，一种某些特征（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与经济新常态类似的经济现象（“滞胀”）出现于主要西方国家并引起西方学界和政界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日益严重的“滞胀”导致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停滞（或增长缓慢）、通货膨胀率上升、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等问题，这些国家开始进入一种与“经济新常态”相似的情境之中，西方各国学界及政界提出诸多对策试图解决这一经济问题，但均收效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开始执政并开始推进民营化运动，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滞胀”的严重程度，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世纪90年代，英美等国开始大力推进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其经济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经济新常态”时期的较快增长，但这一态势并未延续至今。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经济新常态并非只是中国面临的独特问题，这一状态或与之类似的状态曾出现于部分西方国家，中国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注意吸纳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

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的问题及破解之道

从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与中国当前情况的对比之中能够发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有助于寻获其破解之道。

（一）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的问题

1.宏观层面的问题。（1）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与大部分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在东部省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机械化耕作，但西部省份很多地区依然以畜力进行耕作，除去地理条件的限制之外，科技水平差异较大也是这一情况的重要成因。这一状态的存在使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的问题变得复杂：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已经进入新技术成长期之时，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很可能刚进入旧技术的成长期甚至导入期。在这种情境之中，同一种技术同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加以应用的难度较大。（2）新技术从实验到现实的速度较慢。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新技术从实验到现实的速度较慢，这一问题的危害较为明显，如：使中国的新技术难以在最快时间内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延滞了新技术自身的增长速度、使用者数量的增加速度及对经济贡献率的提升速度，导致某些新技术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及时应用，失去了抢占市场的最佳时机，最终被国外的一些类似技术抢占了市场份额。（3）对西方国家相关经验的重视程度偏低。与中国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中国学界对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研究成果较少，与西方国家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经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这一情况的存在表明：中国对西方国家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经验的重视程度偏低。这一情况容易导致中国在推进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的过程中难以寻获足够的有益经验，摸索的时间会更长且有可能因缺乏经验误入歧途，使某些新技术未能及时应用甚至失去抢占市场的有利时机，延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2.微观层面的问题。（1）政府、市场、企业及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协同状况尚不够好。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的启示之一是：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过程中，政府、市场、企业及科研机构等都是重要的参与主体。这些参与主体的有效协同有助于加快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进程，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进程中，政府、市场、企业及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协同状况尚不够好，这一情况的存在延滞了新旧技术的转换更迭速度。（2）部分地方政府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进程中的效能偏低。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的启示之一是：政府效能的提升有助于推进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进程。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某些地方政府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进程中显得效能偏低，这一情况无论是源于这些地方政府无力作为还是不愿作为，都会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经济的较快发展等产生明显负面影响。（3）部分主体的转型升级积极性不够高。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的启示之一是：转型升级的成本较高，但此举是一国保持或提升国力必须之举。近年，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转型升级进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进程中的部分主体（主要是某些企业）因考虑到进行转型升级的成本较高而不愿主动进行转型升级，这一情况的存在不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及经济的继续快速增长。（4）企业和科研机构等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尚不够高，科技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所应用的技术之中引入部分所占份额较大，当然，这一份额随着中国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变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及科研机构等主体自主创新能力尚不够高，而且科技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破解經济新常态下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问题的途径

1.宏观层面的途径。（1）根据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制定并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不一，各级政府有必要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制定并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及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条件。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整体上推进中国的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进并非意味着全国各地步调一致，而是某些地方可以处于领先地位，某些地方则可以暂时应用旧技术;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领域，后发地区有可能因为不存在转型升级、经验积累等问题而具有后发优势，这一点与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的其中一条启示相符。（2）加快新技术从实验到现实的速度。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进过程中各主体的共同努力，如：政府提升对应用新技术的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科研机构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展开新技术的研发以及与企业的合作。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中国的新技术能够在最快时间内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及时抢占市场，避免市场被国外的一些类似技术抢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条件。（3）重视并积极吸纳西方国家相关经验。新旧技术“S型曲线”现实例证中呈现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对这些经验的借鉴有赖于政府、科研机构等主体的共同努力，如：政府重视西方国家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进过程中的经验;科研机构积极展开对西方国家相关经验的研究;企业在新旧技术转换更迭过程中积极吸纳西方国家相关经验。

2.微观层面的途径。（1）优化政府、企业、市场及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协同状况。新技术的导入及成长等必须以科研机构为研究基地、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府创立平台，这一协同模式的创立及运行有助于提升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水平。注意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进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协同模式存在某些差异，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2）提升政府在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过程中的效能。第一，新技术“S型曲线”在导入期面临市场失灵问题之时，政府必须及时展开适度干预，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第二，政府有必要制定并实施某些政策推进国外新技术的引入进程，并提升国内外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第三，政府有必要为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演进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如：借助“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推进创新局面，通过供给侧改革降低创业成本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3）提高新旧技术“S型曲线”所涉主体的转型升级积极性。中国各级政府有必要继续努力推进转型升级进程，并通过教育、培训等方法促使对转型升级持抵制或消极态度的主体明白：企业甚至一国试图在当今世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及时、有效地推进转型升级进程。除此之外，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过程中的各主体（主要是政府）有必要对那些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困难的主体提供帮助，并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以有效地提高新旧技术“S型曲线”所涉主体的转型升级积极性。（4）增强企业和科研机构等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进过程中所应用的新技术不能一直从其它国家引入，一国试图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经济较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企业和科研机构等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方面的举措如：优化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的整体布局，夯实学科基础，培育新技术的催生基地;为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自主创新活动的展开提供良好环境，触发符合现实需求、具有重要价值的自主创新。

四、结  语

新旧技术“S型曲线”具有多种特征，这一曲线的演变曾对西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西方国家的史实中能够发现诸多启示，从西方国家这些情况与中国当前情况的对比之中能够发现中国新旧技术“S型曲线”演变面临的问题及破解之道。加快新旧技术“S型曲线”的演变有助于中国当前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并在这一基础上成果实现转型升级，为中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局面的出现有赖于政府、市场、企业和科研机构等主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亮亮.“科技三会”隆重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6-05-30）（2017-01-22）http：//media.china.com.cn/cmyw/2016-05-30/744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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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朝军.我国物流需求影响因素与发展对策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1）：80-86.

（责任编辑：张新玲）

Abstract： New and old technology “S-curve”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eriodicity， reality and vari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is curve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western countries. We can find much enlightenment to China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western countries. It can be found in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China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in the evolution of new and old technology “S-curv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ffectively will help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medium-high growth in stability.

Keywords： new normal of economy; new and old technology “S-curve”;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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