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站起来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2月，在西柏坡谈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主席打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比喻。

这句话背后，是100多年被动挨打、不由自主、忍欺受辱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客去客来，而且这些客人都不那么友好，它们以武装的炮舰为后盾，控制政府，镇压人民，剥夺利益，制造动荡，支配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国政权，都是吊线的傀儡，无一例外。

中国真正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完全实现独立自主，是从彻底的革命起步的。而彻底的革命，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去实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决策，才不再受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左右。

这是一种理想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度变为现实的过程。理想不可忘，人民不可负。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屠龙”之虞

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它是180年自强史、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理解后者，就无法完全理解前者。

理解，从一个传说中的细节开始。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末期，太平军节节败退，湘军淮军步步进逼。“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眼观战局，喜气洋洋。“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

蒸汽机的改良，代表技术，以及技术在生产和军事领域的应用。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重商主义和相配套的自由贸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服务于重商主义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价值。

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它是180年自强史、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理解后者，就无法完全理解前者。

归根到底，蒸汽机定义了文明，所以在掌握它的人眼中，但凡在此之前的人类文明成果，都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或者半野蛮。四大文明古国，已经失落了三个（印度文明是否失落尚存争议），唯有中国硕果仅存，但在19世纪，蒸汽机广泛应用之后，这最后一个，也面临着“屠龙”之虞。

如果胡林翼晕倒的传说属实，那么他看到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1874年，李鸿章上书同治皇帝，说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忧思跃然纸上。这是个什么变局？它又怎样威胁中华文明？

梁漱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他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

梁先生是对的，可惜前提是假设性的。当时的中国当然不希望与西方接触，但西方必须与中国接触。当资本掌握了对社会的支配权之后，它就会自我繁殖和扩展，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它天然的侵略性。

农业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依赖的一是人力、畜力，人和牛马都要休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这是常识；二是自然力，如水力、风力，但它们同样受到地理和季节的严格制约。所以，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是受自然限制的，这是自然的自我保护机制。

然而有没有想过，机器可以代替牛马？

饕餮的生长

1776年，英国人瓦特改良出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整个生产和作息的模式就都被颠覆了。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变成现实，新出现的动力系统，不需要休息，不考虑地理和季节，只要保障它的燃料供应，它就可以一刻不休地工作。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自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的时代结束了。机器可以不分黑夜白天、春夏秋冬地干同一件事—制造。它把许多人集中起来，在同一个老板（资本）的指挥下，生产同一個东西，制造、制造……

问题是，制造出来卖给谁？生产能力摆在那里，它必须为它寻找原料，为生产出来的工业制成品寻找市场。那么出路在哪里？本地区、本国的市场容纳能力不足以抵消生产能力，就只能突破地区与国界。从18世纪开始，一个有史以来最巨大的饕餮怪兽就降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简单说来，就是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等级结构，分为中心和边缘（以及半边缘）两部分，中心负责生产，边缘负责提供原料和市场。中心从边缘获得原料，再把成品卖给边缘。所以，它必须维持一个基本结构—中心的范围比较小，而边缘的范围很大并且不断扩大。

中心国家是内部持续“熵增大”的，如果不向外扩展，就要自我爆炸，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即刻降临，所以它必须进入、输出，不容商量。一旦“自由贸易”受阻，它就会采取其他方式。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贸易进不来，子弹就会进来。”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北京见乾隆皇帝，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开放广州以北的更多港口。乾隆的担心之一是突然的路线更改，会让传统的南北货物运输线上产生大量失业者，从而造成社会问题。

乾隆虽已年迈，但对内部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依然清醒。当时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经历长距离运输，而且必须越过五岭的天然障碍才能抵达广州。这种低效率的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过剩的人口就会失去生存依托。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50年后满足了马戛尔尼的要求，日本史学大家宫崎市定指出，开放的港口北移，的确产生了严重的失业，而且动摇了清朝国本—胡林翼出力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之后的畸变恶果。

广西、湖南线路的商人和劳工大量失业，宫崎市定说：“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

此后就形成了一个让中国政治和社会循环衰败的模式：打击、威胁中国政府—割地赔款、获取特权—挤压中国百姓生计、捐纳层层加码—动乱或革命。

随着这一模式不断循环，百姓苦难持续加深，在主权四分五裂的同时，国家政权日益成为人民之敌。

哲学家的预言

德国有个头发稀疏、没有胡子、一双鹰眼的大哲学家，叫黑格尔。他发现了“两极相联”规律，并认为这是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是适用于生活方面的一切真理。

此后就形成了一个让中国政治和社会循环衰败的模式：打击、威胁中国政府—割地赔款、获取特权—挤压中国百姓生计、捐纳层层加码—动乱或革命。

黑格尔最杰出的学生，是一个头发浓密、络腮胡子、眼神温暖的人，叫马克思。他洞穿了资本主义运转的奥秘，并且还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意义。

马克思说，现在，中国正在发生革命，中国是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所以这是两极，而欧洲的革命怎么走，取决于“天朝帝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1853年5月底马克思在伦敦给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社论，题目叫《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两个月后。

那时马克思的日子过得很不好。他在1848年和好朋友恩格斯一起写了《共产党宣言》之后，就被欧洲大陆赶了出来，除了思想环境相对宽松的英国，已无处容身。更窘迫的是，欧洲已经没有报纸会发他的文章，他被整个文明中心“封杀”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一样很窘迫。1840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为了赔款，税负加重，人民起义。马克思写这篇文章两年多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割地赔款……之后这种循环几乎就成了中国的宿命。中国老百姓的苦难，连咸丰皇帝都心有不忍了，他在1853年1月5日的一道上谕中，责成武昌、汉阳及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明明是自己打上门去，但英国的知识分子和新闻界，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证明侵略战争绝对正义。在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寻找合法性借口的时候，英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人太野蛮，不守规矩，“责任完全在中国一方”，应该出兵教训。马克思一直在使用各种能够获得的资料，撰文证明“正义在中国一方”，并对中国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英国的“规矩”是自由贸易，重商主义的目标就是追求贸易顺差。但那时的中国对工业品需求有限，而欧洲人却已经对中国的茶叶“上瘾”，所以英国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工业霸权大国，在贸易上居然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连年逆差，大批的白银哗哗地流向东方。它在美洲殖民地大開银矿，正是为了支付购买茶叶的代价。

所以它出了损招—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人不同意，查禁鸦片，大炮紧随而至。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看到了大炮将招来反抗，而反抗会让中国苏醒，从而站起来改变未来世界格局。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看到了大炮将招来反抗，而反抗会让中国苏醒，从而站起来改变未来世界格局。

解体，也是重塑的开始，正是为了保存中国这个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就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同体。

这就是革命。

真正的革命者

从太平天国开始，革命此起彼伏。

第一个成功的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正是在咸丰皇帝降旨要求减税的“武昌、汉阳及南方各省”，首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然而依靠和旧势力妥协达成的革命，最终不能稳固。权力很快让渡给掌握着枪杆子的袁世凯，袁世凯无力控制中国社会，就想起了重拾对中国人而言最为熟悉的皇权。他在骂声中死去，原本他手上掌握的枪杆子失去了核心，北洋军阀的分裂统治开始，列强各自选择一方作为利益代理人，战争随时打响，盘剥更趋加强，中国更加民不聊生。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南方成长起来一个青年人，他叫毛泽东。他17岁离家，抄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原本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后，主编《湘江评论》时期，他还在主张“劝善”，各个阶级、各种身份的人们之间互相友爱，彼此善意相待，社会就会更好“。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在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之间，他更偏爱后者，这和他有一个笃信佛教的母亲有关。

但湖南军阀张敬尧用枪杆子回应了那些只掌握着笔杆子的知识青年的善意，荷枪实弹的士兵查封了《湘江评论》并打砸了他们的工作场所。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他们明白了，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可能亲善，没有实力就不可能换来尊重，冰冷的枪口证明了这一点。

在那以后，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接触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早的科学社会主义信仰者，迅速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曾经和毛泽东一起徒步走遍湖南5县作社会调查的萧子升，从法国经北京回到长沙。两个青年朋友发现彼此已经格格不入。萧子升还是坚持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说，你这样的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实现，而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全力以赴，只要30年至40年就能改变中国。

当年夏天，两人一起乘船东去，萧子升在武汉下船，其后追随了国民党。毛泽东继续往东，去上海参加一个只有13人参加的会议，后来被称为“中共一大”。青年朋友从此天各一方。

毛泽东参与创建的是一个稚嫩到有点简陋的组织，然而正是这个简陋的组织，历经波折，从血与火中一路走来，一大批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洗礼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纷纷加入，一同奋斗。从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到缔造军队，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抗日血战，再到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

比毛泽东的预言更快，只用了2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预言成真

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号召下，人民开始觉醒，他们逐渐知道了谁是真正的敌人，知道了国家独立和人民尊严不可能依靠任何口头上的公理来保障。

仅仅解释世界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各种革命和改良，既没有完全清除封建勢力的意愿，也没有彻底驱逐封建势力背后的帝国主义的魄力和能力。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革命者，最后都成为了封建势力以及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成为新的革命对象，成为革命的下一个更强大的敌人。

解体，也是重塑的开始，正是为了保存中国这个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就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同体。

从康有为，到袁世凯，再到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无一例外，前文提到的那个在中国近代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循环衰败的模式”从未被打破。

其中，国民革命的夭折尤其令人痛心。

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让屡败屡战的孙中山看到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把国民党从一个松散的帮派联盟改组为组织严密、纲领明确的现代政党，并且建立了国民党可以完全掌控的现代武装。有了组织和武装的保障之后，国民党打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旗帜，志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

然而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党政大权最后落入了野心家之手，他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结盟，意味着新的利益集团形成和巩固，同时政权再次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

血腥的“清党运动”之后，共产党人彻底抛弃幻想，依靠自身，重整革命旗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矢志不渝地追求彻底的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唯有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才能摆脱控制，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萌生的工业化梦想才有实现的环境，民族才能挺直脊梁，人民才能摆脱苦难，自主地创造更好的生活。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尤其是占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的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以这种具有超越性的认识为原点，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武装斗争同步进行的是，共产党人通过土地革命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让普罗大众对国事不再高高挂起，让政治成为众人之事，让国家、民族命运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正因如此，在古老而衰弱的共同体基础上，一个全新而坚强的共同体诞生。

1949年，在被打趴下大约100年以后，中国人站了起来。到今天，马克思预言成真，中国成为了世界力量天平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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