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能够相通或融合吗?

艺术宇宙，［英］约翰·巴罗著，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一位指挥家看音乐、物理和社会变革，[美]约瑟夫·埃格尔著，王祖哲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科学与艺术，李政道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艺术与物理学，[美]伦纳德·史莱茵著，暴永宁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美与科学革命，[英]詹姆斯·W·麦卡里斯特著，李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天体的音乐——音乐、科学和宇宙自然秩序，[美]杰米·詹姆斯著，李晓东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美]S·钱德拉塞卡著，杨建邺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英]阿瑟·I·米勒著，方在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江晓原：我知道，你一直对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着浓厚兴趣，还帮助策划过这方面的丛书，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相比之下，我对这方面的兴趣远不及你，尽管有时也会关注甚至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艺术与宇宙科学之间的关系，我有一个相当激进、或者说相当煞风景的看法：我认为科学与艺术是无法相通的。

我也知道，许多人喜欢说这两者是相通的。要为这种说法寻找证据，似乎也不难。

例如，音乐中用到的乐器，其原理至少与物理学中的声学有关；又如，绘画中用到的透视，当然涉及几何学；再如，如果我们同意“建筑是一门艺术”，那它与力学、材料学、美学等等都有关系，看起来不正是科学与艺术相通的极好例证吗？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依赖这样的证据，在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推导出很成问题的论证：例如，科学与宗教是相通的，因为宗教需要建造教堂，而建造教堂需要力学；又如，科学与巫术是相通的，因为巫术中需要音乐，而音乐与物理学有关；再如，科学与迷信是相通的，因为现在连算命、看风水都用到电脑，而电脑当然就是科学的结晶。如此等等。

尽管事实上科学与宗教、巫术和迷信确实有相通之处，但上面的论证显然让人觉得太牵强附会了。

还有些人对于更为表面的所谓相通津津乐道，比如画家为科学家画肖像（画家可以说，是科学家的事迹给了他灵感），或是科学家也拉小提琴（科学家可以说，是音乐给了他科学上的灵感或启示）之类。

这样的证据当然更成问题，当年希特勒也对绘画很有兴趣，他也支持德国的科学家搞他所需要的科学研究，难道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艺术与法西斯主义是相通的”或“科学与法西斯主义是相通的”？

举出这些类似“抬杠”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点，即轻易断言“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其实在理论上有着相当大的困难。

刘兵：你说的这些，我也都是同意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相通这一说法。

如今，艺术与科学的问题，似乎也逐渐成为一个被人们说得较多，而且开始有了一些“学术”研究的意味了。在这方面，应该承认，就国内对此的关注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是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的。他那个著名的“硬币隐喻”模型，也广为流传，即认为艺术与科学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不可分离。其实，在这一模型中，同时也隐含着你刚刚说过的矛盾：硬币的两面，那可是两个从来无法相聚的面啊！相比之下，半个多世纪以前，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在谈及类似的真善美的关系问题时，所用的“金字塔隐喻”模型，我以为就要更贴切得多。

萨顿认为，与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相关的，是科学、宗教和艺术这三种东西。他指出：“科学与艺术、宗教的不同并不在于科学比它们具有更多或更少的人性，而仅仅在于科学是不同的需求和志趣的产物。宗教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善良、正义和仁慈的渴望；艺术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美的渴望；科学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虽然这样的说法是那么严格，但也足以指出它们的主要不同。让我们来想象一个三棱锥型的塔吧，当人们站在塔的不同的侧面的底部时，他们之间相距很远。但是当他们爬到塔的高处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近多了。盲目迷信的人、渺小的科学家和平庸的艺术家可能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但是那些对其信仰怀有很深感情的人却会觉得和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科学家离得很近。这个三棱锥型的塔象征着以统一为顶点的一个新的三位一体。”

这种基于统一性观念提出的在科学、宗教与艺术，或者说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之间的关系的隐喻，是极为精辟的。在今天，当我们重新开始关注科学与科学的联系的时候，它早就等在那里，这种“金字塔模型”，比许多后来才又提出的各种隐喻要高明得多。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设想“相通”的另外的含义，而不是像你前面说的那种过于表面、过于直接的意思。因为那种过于直接和表面的“相通”，恰恰只是一些人在关注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的初期阶段才会有那种质朴但却颇为牵强的想法。相应地，也许，我们可以更中性地以讨论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方式，来替代那种容易引起误解的“相通”的说法。

江晓原：你的说法，我也能够同意。因为萨顿的那个比喻，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浮出水面的鱼”——两条相距很远的鱼在深水中可能相互见不到，但当它们浮出水面之后就能够相互见到了。但这和“硬币隐喻”类似，都是一种相当勉强的“相通”，或者说只是“相知”而已，这种相知并不能保证融合。

反过来，如果我们尝试论证“科学与艺术是不相通的”，理论上的困难反而会很少。

现代科学对世界是有一个假定的，即所谓的“客观性假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相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并且可以应用适当的工具（比如数学）来描述的。科学活动的目的，就是去认识这些规律。

这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关键。这句话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早已耳熟能详，但它背后的含义还是相当复杂的。

它的意思是说，那个外部世界不会仅仅因为我们心中的愿望或这种愿望的表达（比如祈祷之类）而改变。比如久旱不雨，虽然“农夫心内如汤煮”，但农夫再急也没有用，天不会因为农夫的愿望而下雨，这是自然界客观性的表现，所以求雨、祈晴之类的巫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看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人们通过认识大气层活动的规律，掌握了“云腾致雨”的机制，进行人工降雨，那就是科学的应用了。

上面那句话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即宇宙中也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改变外部世界。所以宗教中的所谓“神迹”，比如耶稣使盲人复明、摩西让海水壁立、天神让恶鹰回心转意等等，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向神的祈祷、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也是无法改变外部世界的。

但是，艺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即使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艺术家，他可以承认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物质世界，对于那个世界，人的自由意志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有一个艺术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可以“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或者说，人的自由意志对于那个世界是可以有作用的。

艺术的世界是一个精神的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世界。那个世界里可以有一个神，一个上帝——那个神或上帝不是别人，正是艺术家自己。那个世界甚至可以因为他的想法而创生，当然也可以因为他的想法而改变。

你看，除非我们用高度后现代的眼光去看待科学，否则科学和艺术怎么能够相通？

但是，即便我们承认这两者不相通，也不妨碍我们谈论这两者之间的种种关系，比如相似、相反、巧合、互文、隐喻……我感觉，《艺术宇宙》和《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两书，基本上也只是在这样的层面上谈论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刘兵：由此来看，这回我们之间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似乎并没有很大冲突，有时，可能主要是表达方面的差异而已。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很少用“相通”，而是用“关系”来讲有关的问题。或者，谈谈我自己认识的变化过程，也许更表达得清楚一些。

首先，我并不喜欢那种过于简单化的硬把艺术与科学拉在一起的做法。就像你前面说过的，某某科学家会拉小提琴，这并不成为两者相通的什么证据。我也说过，这只是初级阶段对两者关系的一种质朴但却有问题的认识，尽管许多这样的文章和书籍在促进人们思考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促进相关的研究的开展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要真正作出有学理意味的研究，显然不能只是这样肤浅地认识和讨论。

在早期，我更关心的是像艺术与科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通”，或者说是相关性吧。甚至还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课题。其实，在这方面，也还是可以进行一些研究的，例如，在科学研究工作的标准和判据中的美学因素等，10年前我主编的有关艺术与科学问题的丛书“大美译丛”中，也收入了像《美与科学革命》这样的科学哲学著作。

但很快地，我的兴趣就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来，即思考就人们认识这个世界而言，艺术与科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可能的关系。这是一个既有认识论意味，同时又更有本体论意味的问题。那本同样是在我主编的“大美译丛”中收入的《艺术与物理学》一书，可以说是提示着人们进行这样思考的典型范例。那本书的副标题是：时空和光的艺术观与物理观。作者强调指出了在艺术与科学这两个领域中所存在着的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上的一种“平行性”，这种平行性是指，尽管科学家与艺术家有着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而且在其“作品”的表现形式上也体现出巨大的不同，是在不同的领域中按照各自的“范式”从事着对世界的探索，但却经常不约而同地触及了相似的主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或者说，表现出了相似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艺术与物理学》一书的作者史莱因提出：“尽管各种知识科学都能做出预言，但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先见之明，其预见性要超物理学家的公式。科学上存在这样的情况，即科学发现出现之后，人们发觉它对物质世界的描述早已被以往的艺术家以奇妙的方式放入了自己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引导下，正是在关注物理学与艺术中的“发现”的平行性的框架中，他在书中系统地探讨了这种平行性的若干实例，例如：天真的艺术与非线性空间，原始艺术与非欧空间，野兽画派与光、立体画派与空间，未来派与时间、超现实主义与相对论性畸变等等。其中，关于立体画派与空间的问题可以说是表现了这种平行性的非常典型的实例。无独有偶，美国科学史家米勒也关注到绘画艺术中的立体主义与科学中（尤其是物理学中）空间概念之联系这一案例，并在其专著《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中，对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艺术家毕加索进行了一种详细的“对比式的传记研究”，或者也可以叫“平行传记研究”。

像这样的研究，就不再是你所着重批评的那种简单的“相通”，而是以一种更为哲学的方式在思考两者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某些更深刻的道理了。

江晓原：你的看法总的来说我当然是同意的——看来这次对谈不会有我先前所想象的那样“和而不同”了。不过我觉得你上面所说的这些相通，仍然没有超出我前面设想的“相似、相反、巧合、互文、隐喻……”的范围。所谓“平行传记研究”，其实也是如此。

一个我认为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约瑟夫·埃格尔的《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此书的作者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他对物理学的业余兴趣纯属“民科”量级，要是他对他的音乐界同行侃侃量子力学和弦理论，也许能够让他的听众五迷三道，但是他谈论音乐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停留在“相似”的层面，相当肤浅。

我们可以说：科学与艺术在表层可以有联系，但在本质上是无法相通的。

我们还可以说：科学需要唯物主义——至少要接受某些唯物主义的假定；而艺术需要唯心主义——至少需要能够容忍唯心主义。

例如，如果我们试问：艺术世界难道没有客观规律吗？艺术创造难道不需要遵守某些客观规律吗？这样问当然很容易，但是，那些规律在哪里呢？它们又是什么内容呢？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指出，在艺术中有哪一条所谓的规律，能够像物理学中的——比如说吧——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客观。况且，评价艺术作品时也不存在客观的标准。所以，如果哪一位艺术家承认他的艺术世界有所谓的“客观规律”，那他基本上就不再是一位艺术家了。

这样看来，主张“科学与艺术是不相通的”，在理论上困难会少些。至少在理论上的“义务”也要轻些，因为如果主张这两者是相通的，接下来就会有义务为相通举出证据，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举证相当困难。你“很少用相通，而是用关系”来谈论这两者，实际上是一种相当高明的规避理论困难的做法。

但我更为激进的想法是：艺术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也许，艺术能够充当对科学主义的解毒剂之一？

刘兵：我觉得，你是在谈论问题的两个方面。你说艺术在本质上反科学的，甚至可以作为对科学主义的解毒剂，我也可以说，“你的看法总的来说我当然是同意的”——但是，这种“反”，主要是反在什么方面呢？

这里，与你刚刚设想的恰恰有所不一致，我们这次对谈还是颇有些“和而不同”的。因为，你虽然在“总的来说”的意义上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觉得，你可能还是没有明白我更深层的真实想法。

我说的“平行性”，绝不只是指“相似、相反、巧合、互文、隐喻……”这些内容，而是指，当艺术和科学分别以其大相径庭的研究（及体验、认识方法）去观察这个世界时，实际上是在触及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的侧面。几年前，在我写的一篇有关中医的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在一种形象的比喻中，也许不妨持这样一种设想：对于像疾病，或其他任何科学研究的所谓的自然界中的客观对象，如果我们一定要假定或相信那种在纯粹经验的意义上无法最终证实和把握的自然界中的对象（那是一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性的东西），那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多侧面而非单面的客体，相应地，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就多元地分别是针对着它的不同侧面的认识，就都是针对这个客体本身的认识和将认识基于经验而言，不同的科学理论都可以是‘客观的’，但由于它们针对的是对不同侧面的认识，除了少量的重合之外，绝大部分又是彼此独立和不同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科学和科学认识的图景。”如果把这段话中的疾病用像时间、空间、光等这样的对象来替换，将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用艺术与科学来替换，其意思仍然是一样的。而这恰恰是那种“多元”世界图景的一种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解释。（当然，在这背后，在其本体论意义上，在“多侧面而非单面的客体”这一意义上，这种说法又回到了某种更终极的一元论。）

江晓原：你所说的“在触及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的侧面”，其实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萨顿的“金字塔隐喻”。但是，金字塔这个隐喻，其实是相当成问题的，因为这个隐喻同时暗含了“实在论”和“一元论”的前提——确实存在着一座真实的金字塔，而且金字塔的每个侧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更愿意用中国古代“盲人摸象”的比喻——象的各个部位是不同的，这可以象征多元论；不同的盲人很难获得象的全貌，这可以象征非实在论。在这个比喻之下，我说“艺术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就可以理解为，艺术能够用它和科学大相径庭的方法（“本质上”是相反的），为我们给出对于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描述和认识。我所设想的艺术对于科学主义的“解毒剂”，也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艺术和科学，它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它们对这个世界所给出的描述，是可以互补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科学和艺术各自都有好处。

刘兵：哈哈，在我写过的文章和许多次演讲及报告中，也都用了“盲人摸象”这个隐喻呢！我也以为这更恰当些。但依然存在的问题是：虽然不同的人（或者说其实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盲人），以不同的方法（艺术和科学只是其中的两者而已）去触摸了大象的不同部位，那都是那头大象实在的组成部分又都不是全部，但在这种隐喻中，那头大象仍然还是一个一元的“实在”。这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还没有从终极的意义上真正解构“实在”和“一元”。但这隐喻的一个有意义的推论是：随着以各种不同方式（对应于不同学科和方法——包括你所说的“大相径庭”的不同方法）的触摸（也即“认识”），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获得关于这头大象更全面的认识。

你看，讨论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还是可以让人有更多思考和很有收获的吧！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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