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摘要：姚莹是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号称“姚门四杰”之一。一生为官为文，不忘教育，既考察关心书院建设，也曾亲自主讲书院。主张书院教育要兴仁讲让，教化风俗；讲求道义，敦崇实学；敬仰前哲，振兴文风；慎选山长，广育人才。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有关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和程朱理学的传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姚莹；书院；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姚莹少时家贫，不能应试，靠姚鼐提供支持，才得以入场考试。郡试时，姚莹名居榜首。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四岁的姚莹考中进士。嘉庆二十一年（1816），授福建平和知县。次年，调任龙溪知县。姚莹治理龙溪功绩卓著，“治行为闽中第一”。[1]11669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莹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任噶玛兰通判，鼓励百姓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和高山族友好团结，深得民心，政绩卓著。道光十一年春，姚莹至京师，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相交游，探究经世之学，关注国势民生。后任江苏武进、元和等地知县。因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向朝廷力荐，擢升高邮州知州，未赴任，改任淮南监掣同知。道光十五年，护理两淮盐运使事。道光十七年九月，授台湾兵备道，并照例赏加按察使衔。在此期间，姚莹与达洪阿团结合作，率领台湾军民奋力抗击英国侵略者，并取得重大胜利。道光二十三年，姚莹、达洪阿被诬蔑“冒功”，遭革职查办。后昭雪平反，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道光三十年，擢升广西按察使，后卒于湖南按察使官任。

姚莹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主张经世致用，是近代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研究的视角多集中在文学创作成就、学术思想、军事活动、涉外交往等领域，然而对其书院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未曾专门探讨。姚莹在各地为官，高度重视教育，他的办学主张和实践活动，在当时乃至后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通过对姚莹书院教育活动的考察，总结其教育理念，探讨他对地方教育事业和桐城派传播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一、姚莹书院教育活动述略

姚莹对书院教育情有独钟，早年求学之时，就留心书院教育；青年时期，就曾主讲书院；后来四处为官，不忘兴建书院，发展地方教育。

1.主讲书院及经署讲学①

嘉庆十一年（1806），姚莹赴安庆参加考试，其时姚鼐主讲敬敷书院，姚莹就住在书院之中，并向姚鼐求教问学。次年七月，姚莹到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住在钟山书院，②恰逢姚鼐“复主钟山书院”。[2]374姚鼐晚年欲编辑其伯父姚范的著作，但因年老体衰，就把这个重任托付给姚莹，并嘱托他要潜心治学，不可沽名钓誉，还批评时人“著书以多为贵，此但取欺俗人耳”。[2]374姚鼐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让姚莹铭记于心，终生践行。

嘉庆十三年（1808），姚莹考中进士。次年，就被两广总督百龄聘请入幕。③不久，因与幕主对招降海盗张保一事意见相左，④而抑郁不得志，遂辞别。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姚莹主讲香山县榄山书院。榄山书院于乾隆五年（1740）由香山知县李景厚倡建，但未能建成。到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暴煜率乡人何绍禹等捐建于小榄兰田坊”[3]252；嘉庆九年（1804），知县金毓奇倡修。姚莹祖父姚斟元曾经主讲过榄山书院，而姚莹主讲榄山书院时，当年姚斟元的门生闻讯来访，姚莹也得以寻访其祖父的“遗教”。[2]524

嘉庆十六年（1811）春，姚莹应广东学政程国仁聘请入署讲经，⑤与接替百龄任两广总督的松筠结识，⑥松筠与姚莹的叔祖姚鼐有旧交，因此对姚莹颇为友善。姚莹在与松筠的交往中，开始留心域外及边疆之事，视野日渐开阔。松筠在边疆地区任职多年，熟悉边境情况，姚莹时常与其探讨边疆史地知识。姚莹在《识小录》中曾追忆松筠时说：“今大学士松公筠，两为伊犁将军，前后居西北塞外几二十年，身所巡历盖数万里。尝著有《西招纪行诗》《绥服纪略图诗》，志其疆域地制最为详确。余以考诸书，间有不合者，暇日从容以请，公又为剖其是非。”[4]2167由此可以看出，松筠可谓是姚莹留心域外边疆之事的“启蒙老师”。

嘉庆十七年（1812），程国仁任期已满，调离广州，姚莹也受聘从化县令王蓬壶署中，授经讲课。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姚莹辞别幕府，离开从化去广州。次年，“石甫以除夕日自粤抵家”。⑦

2.兴修书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姚莹任福建平和知县。长期以来，平和县民风强悍，鲜知礼教。姚莹上任后，发动缙绅族长，倡议重修并扩建九和书院，旨在教化百姓子弟。为解决经费来源，姚莹通过“捐输”的方法进行筹集，他要求当地豪绅和读书世家积极参与募捐活动，不给普通百姓增加负担。他身为知县，以身作则，率先捐纳款项，并且发出多篇告示，晓谕百姓，阐明兴修书院的意义和作用。他在《劝修九和书院告示》中说：“为崇文劝学，恢拓书院，增置膏火以隆教育而垂久远事。”[2]409为使捐纳取得成效，建立“捐题簿”，把每个人捐纳金额记录在册，并提出“当量予旌奖”。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姚莹被谒选为台湾兵备道。次年闰四月十六日到赴，[5]4306就任不久，着手兴复台湾规模最大的书院——海东书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梁文煊时任台厦兵备道，⑧创建海东书院，“从右畔绕至学宫之后，计四十八间；为诸生肄业之所，匾曰海东书院”。[6]海东书院建成后，成为当地科考场所，教学功能并未体现。乾隆五年（1740），巡台御史兼督学杨二酉复建书院，⑨并将海东书院地位提升，视同省会书院。后经不断发展，“讲堂、学舍、亭台楼榭，一一俱全，为台湾当年最具规模的书院”。[7]381由于海东书院属于官办书院，靠官府拨付；官员士绅所捐出的大量田产，作为“膏火之资”。如清人孔昭虔在《重修海东书院碑记》云：“时有贡生施士安捐田千亩为膏火资。”[8]29

推荐访问:书院 实践 影响 教育 姚莹